2016管理類聯(lián)考論說文考點預測：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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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哲學核心是“仁”。在《論話》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無數(shù)次。這些閃爍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為孔子的“仁”沒有“一以貫之”的主旨，而恰恰說明了“仁”內(nèi)涵的豐富。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顏回問“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釋說，盡自己的力量去辦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這樣看來，孔子的“仁”，也就是從人我雙方立論，相當于我們今天常說的“人類共存意識”吧。

“仁”的內(nèi)涵里，主要的兩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這個“忠”，就會有足夠的自我約束;有了這個“恕”，就會有足夠的對別人的寬容。這個頂重要了。孟子后來講“仁”，就不大講“恕”了，這就一步一步走向專制。孟子就沒有孔子可愛。當然，孔子的“仁”，不僅僅是指一個人應當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還應該是一個社會政治應當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義。因而，在非常時刻應當“殺身以成仁”，而決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導“仁”，實踐“仁”，修自身為“仁”，又要改造社會政治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會政治為“仁”，他失敗了。但他“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絲—毫的媚俗之態(tài)!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蕩蕩。

他亦知道改造社會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為之”，關鍵在于做!他肯定已經(jīng)意識到了他在未來的影響，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為樹立一個榜樣，以自己的生命之汁點亮一盞明燈，使后世一切以各種借口逃避倫理責任的行為無所遁形。——既然他已經(jīng)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艱苦，如此卓絕，如此寂寞，又如此轟轟烈烈，如此失敗，又如此輝煌燦爛。因失敗而輝煌，我以為這是古典悲劇的基本定律，不失敗何以感人心?不輝煌何以長人志?但這失敗必須是大失敗，必須是必然的失敗，是自由在邏輯面前的失敗，是個人意志在歷史規(guī)律面前的失敗，而且必須是主人公已經(jīng)預知的失敗。他已經(jīng)預先知道結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無法改變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古典悲劇中，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將莫邪之鑄劍，最后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軀投入熔爐，用自己的血光賦予寶劍以陽剛殺氣。
孔子的“得其真?zhèn)?rdquo;的弟子曾參，有一段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我無法不為這句話而感動，雖然我已經(jīng)被那些最靠近話筒，因而最有發(fā)言權的某些人的這個“后”那個“后后”，還有什么“解構”，解構得沒有什么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這段話包含著兩個推論，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譯成問答句：士為什么要弘大堅定?因為他們?nèi)沃氐肋h。為什么說他們?nèi)沃?因為他們是把仁當作自己的人生責任的;又為什么道遠?因為他們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這副擔子。這就是自討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說，讓人尊敬是有條件的，不能因為你讀了不少書，甚至讀了不少洋文書，知道各種主義，就能受人尊敬。你還得有所承擔。孔子及其弟子們，在那么—個時代，就已經(jīng)意識到擔當?shù)懒x是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無法擺脫的宿命了，就已經(jīng)知道執(zhí)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獻媚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職責了，他們怎能不偉大，又怎能不為這偉大而顛沛，造次!

那些冷了心腸的隱士諷刺孔子，還有些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面這位“丈人”對孔子的批評就莫名其妙了：

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蕓(耘)。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

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這一段中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后來成為不少人批評孔子的口實。是的，在一個小農(nóng)意識很濃厚的國家里，這種情形較易發(fā)生，并且較易引來陣陣喝彩。甚至人們還能這樣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勞，五谷分不清，你連一個農(nóng)夫都比不上。這種說法會引來更多的喝彩，因為很多人一下子從孔子的缺點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說，這種批評的荒謬性太明顯了。在春秋后期，我們?nèi)鄙僖晃晦r(nóng)夫嗎?減少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增添一名普通的農(nóng)夫，我們就是這樣算賬的嗎?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會因此更加輝煌燦爛嗎?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就會更加文明嗎?

另外，我們民族在那個時代連養(yǎng)活一位像孔子這樣的大思想家的經(jīng)濟能力都沒有，還必須讓他自己去耕種自存嗎?或者，我們這個民族連給孔子這樣的大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都不愿意，而必欲使之和農(nóng)夫一樣才心滿意足嗎?這些問法可以換成現(xiàn)代式的：我們必須分給陳景潤一塊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種，收獲，磨粉，蒸饅頭，吃下去，然后再去桌子邊求證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嗎?如果不是這樣，他即使證出了1+2，由于他不會蒸饅頭，于是我們就可以鄙夷他連一個饅頭師傅都不如嗎?我的這種問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二十多年前，我們就這么干過。否則，要辦那么多的“干校”干什么?
樊遲問稼問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后罵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說這是孔子輕視體力勞動，現(xiàn)在的某些大學教材上就有這種說法。這種批評也太師心自用了。問如何種菜種小麥，需要問孔子嗎?孔子的回答：“我不如老農(nóng)民，我不如老菜農(nóng)”，已經(jīng)說得很明白了：你樊遲要學這些，你何必到我這兒來?你去問老農(nóng)即是。要學腌泡菜蒸饅頭切土豆絲，需要去中科院生問博士生導師嗎?

以上的問題還在于，培養(yǎng)一個老農(nóng)易，至少在孔子那時，還不提倡科學種田時是這樣。那時候就沒有什么農(nóng)業(yè)技術學校，但遍地是老農(nóng)在種麥子種大頭菜。培養(yǎng)一個知識分子就難了。孔子的時代，傳播知識，提高人口素質，似乎比自己去親自參加勞動更迫切。所以，孔子的這些言行，與輕視體力勞動如何扯得上。這一位“植其杖而蕓(耘)”的“丈人”，耘來耘去，也就那一畝二分地，所養(yǎng)活的，不過就是他自己及家人。這又如何能與孔子比呢?他自己的言行能夠傳留后世，還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耘的是什么荒?是文化之荒!所培養(yǎng)的是什么苗?是文化之苗!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云：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孔子所給予我們這個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又如何是小農(nóng)思想滿腦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評的?

所以，上述的那些對孔子的批評，讓我聯(lián)想到今天一些人對魯迅的批評，以及他們莫名其妙的對于魯迅的優(yōu)勝感。魯迅的某些缺點確實讓某些人孱弱的心性得到一種自信的證明。但他們對于魯迅的批評，恰像舊時代老爺家中感覺很幸福從而很溫柔的小妾，對現(xiàn)代獨身女性的批評;又好比是青銅時代貴族幾案上的玲瓏的酒器或床底下溫靜的溺器，對鐵器時代綠林好漢手中青鋒長劍的批評。

我對古代的隱士評價不高。相應的，我對現(xiàn)代的周作人及其鼓吹者們也心存懷疑。我認為，一個人，比如這幾年“告別魯迅”而麋集到周作人羽翼下的一些人，他在這個社會里占有了比別人好—些的地位、財富、機會，使他能上大學讀書，能明理，他理應對這個社會有所回報，有所補償。按我們現(xiàn)在的大學招生數(shù)和報考數(shù)，有一個上大學的，就必至少有一個或更多上不了大學的。這種回報與補償就是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出來，使這個社會有所進步，人們的幸福能有所增進。也就是說，他的知識應該有益于社會，而不是把這種知識當成自己的文雅的小妾。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認為周作人是把他的學識當小妾，只讓她陪自己喝茶談玄。而如果把知識當作取媚權力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了。另一方面，出于某種自私的目的，掩蓋自己的智慧，就是對社會的背叛;隱匿自己的發(fā)現(xiàn)，就是對社會的犯罪——當然，這種行為在專制社會里可能是迫不得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