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與研究生：師徒過招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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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威發(fā)號施令、指點江山；而研究生則可能使用暗器，如同武俠小說里的“化功散”，傷人于無形

學生就像導師種的一季莊稼，就算這一季種壞了，導師還有下一季收成

如果一個導師給予學生的實驗指導連續(xù)幾次都不正確，導師在學生心中的威望就會急速下降

王桓（化名）在結束他8年的研究生生涯之際，寫了8萬字的長文回顧自己浸淫已久的這個“江湖”。

他感嘆，課題組就好像一個封閉的小世界，極度缺乏外部的監(jiān)管與干預。就好像一個封建王國，遇到“開明君主”就國富民強，若是導師不甚開明、能力不強，就可能產生師生之間的“明爭暗斗”。

導師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威發(fā)號施令、指點江山；而研究生則可能使用暗器，如同武俠小說里的“化功散”，傷人于無形，比如在畢業(yè)時故意保留自己多年積累的實驗經驗、技巧，不告訴導師和師弟師妹，讓本該進行下去的實驗處于停頓狀態(tài)。

他把自己的感悟文章發(fā)在網絡論壇上，引來一片附和聲。

前不久，人大教授公開宣布與門下弟子斷絕師生關系一事，又一次讓導師與研究生的關系成為教育熱點話題�，F如今，研究生和導師的關系，真的如王桓所言，像江湖般深不可測？

一旦涉及錢，“老板”就只是老板

盡管輿論屢屢批評如今研究生教育中的師生關系變?yōu)楣蛡蜿P系是一種異化，但現實中，“老板”這一用于導師身上的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研究生認可并接受。

鄭夢（化名）在上海讀研三，研一時，聽師兄師姐稱導師為老板，她還感到很不習慣，但在跟導師做了一年多實驗后，她感慨道：“真的是老板！”

鄭夢所在的研究院，各個實驗室自負盈虧，鄭夢的導師以做橫向課題為主，通過為企業(yè)服務來掙錢。

鄭夢目前的實驗進展不太順利，導師很不滿意，直截了當地說：“實驗室要賺錢，你要對實驗室有貢獻才行。”

鄭夢說，“一旦涉及錢，‘老板’就只是老板。”鄭夢有個同學做導師的污水處理項目，為了幫工廠解決技術問題，這個同學研二一年都待在這家工廠。

身為“老板”，有些導師對待學生毫不客氣。

王桓的博士生導師批評學生時非常嚴厲，“根本不會顧及學生的面子，有時候就在人來人往的樓道里罵”。王桓的一個師妹初進實驗室時被罵哭過好幾次。

和職場上一樣，如果遇到不喜歡的“老板”，研究生們也有自己的斗爭方式：三言兩語就能打消想要投到導師門下的本科生的積極性；想方設法盡早溜之大吉，比如，可以直博的，寧愿拿到碩士學位就走人。

鄭夢研一時曾考慮過跟導師繼續(xù)讀博，但現在卻打消了這個念頭：“大部分實驗都是在重復重復重復！”因為應用型研究的技術相對成熟，她做的研究其實沒什么創(chuàng)新點。

不怕導師罵，就怕導師指錯方向

難以與導師進行平等對話也是不少研究生的苦惱。做科研意見不一致是常有的事，王桓說，師生有分歧的時候，往往是導師靠自己的權威來一錘定音。

研三學生季珊（化名）在實驗室里有點孤獨。她聽從老師的安排，獨自開始研究一個新的方向——沒有師兄師姐引路，這意味著，她要多花很多時間閱讀文獻、探索實驗方法。做了兩年實驗后，導師認為這個研究方向沒有太大價值，便不再安排其他學生繼續(xù)做這個方向。季珊便成了探索路上的先驅和先烈。

季珊常常覺得，自己就像導師種的一季莊稼，就算自己這一季種壞了，導師還有下一季收成，“一個學生發(fā)不了論文，對老師的影響不大，因為還有其他學生頂上來，但對這個學生來說，會直接影響到正常畢業(yè)。”

因為實驗方向的問題，王桓和導師爭辯過幾次，結果都不歡而散。于是，王桓采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一邊做導師安排的內容，一邊做自己設計的內容。當他拿出足夠的實驗數據支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時，導師也只能默許他繼續(xù)做下去了。

不過，博士畢業(yè)后，王桓與導師之間的聯系就很少了。

在導師和研究生的關系中，學生不服老師是最糟糕的情況。王桓說，如果一個導師給予學生的實驗指導連續(xù)幾次都不正確，導師在學生心中的威望就會急速下降。“只要老師能指導對，哪怕他對學生的態(tài)度再差、再怎么罵學生，學生也都能忍”。

“我們研究生一天到晚做實驗，都沒有怨言，只在乎有沒有成果。”王桓說，“老師出資金，學生出力，如果能做出來，就是師生的共有成果。”

圍繞論文的過招最激烈

“師生的共有成果”，往往體現為論文，而這也是師生矛盾的一大焦點。

首先，論文署名權常常讓師生間心生芥蒂。

對于學術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發(fā)表論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按照目前通行的規(guī)定，只有導師有投稿權，即老師通過自己在期刊上注冊的賬號投遞、發(fā)表出的論文才會被學校認可，如果是學生以自己的名義投論文，即便能成功發(fā)表，也不會被學校承認。而且，這樣的事情一旦發(fā)生，也會嚴重影響學生在學術圈內的名譽——因為他破壞了默認的規(guī)則。

由老師當通訊作者、寫論文的學生當第一作者，成了很多師生約定俗成的做法。通訊作者，通常是實驗項目的負責人，提供實驗設備、藥品和資金；第一作者，是對論文貢獻最大的人，一般是實驗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老師會同時任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如果老師對學生的指導不多，就很容易引起學生的反感。在一些學術論壇上，關于導師在論文上署名的吐槽，屢見不鮮。

學生為了能如期畢業(yè)，希望盡早發(fā)論文，而有的導師則期待學生繼續(xù)深入研究，“攢著發(fā)個大的”，于是沖突就來了。
王桓在讀博士和博士后期間都遇到了類似的情況。

讀博時，王桓做出的實驗數據已經足夠發(fā)表論文，但是導師要求他在某個方向再做探索。他按照老師的設想又做了兩個多月的實驗，但并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先的數據發(fā)表了論文。

“這其實有一定的賭博性質。”王桓說，如果老師判斷準確，論文的檔次能提高很多；如果判斷失誤，就只能白費工夫。但對科研來說，判斷的準確率并沒有保證，既要看老師的水平，也要靠運氣。

面對“趕快發(fā)論文畢業(yè)”與“攢著發(fā)個大的”的沖突，上海交通大學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教授陶梅霞認為，如果學生還打算繼續(xù)做科研，導師可以用科研精神來說服學生；但如果學生不同意，導師也只能尊重學生的意愿。

而論文的數量和質量能否達到畢業(yè)要求，則是一些研究生與導師矛盾激化的根源。季珊說，研究生們在一起聊天時，會有人抱怨自己的導師“太有原則”——按照學校的要求，學生發(fā)表的論文數量已經能夠畢業(yè)了，但因為達不到導師的實驗室標準，學生只好推遲畢業(yè)。

在陶梅霞看來，這是必須遵守的底線。她認為，導師帶學生，就像樹立一個品牌，“我得為我的品牌質量把好關”。如果帶出的學生質量高，也會形成良性循環(huán)。

陶梅霞強調說，學生是否達到畢業(yè)標準，論文數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如果學生只發(fā)表了一篇質量非常高的論文，也會準許畢業(yè)。但目前為止，還沒有這樣的先例。

事實上，論文問題也帶給導師們極大壓力。

陶梅霞曾帶過一個博士生，這個學生已經讀了4年，但論文甚至還沒達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預答辯的標準。陶梅霞認為其“學術水平遠遠沒有達到標準”，建議學生延遲畢業(yè)、繼續(xù)做實驗。不料，這個學生跑到她辦公室里哭鬧，還以跳樓相威脅。無奈之下，陶梅霞組織教授委員會為這位學生進行預答辯，結果“五六個評委老師也認為學術水平還不夠”。后來學生服氣了，延后了半年畢業(yè)。

“你是來做學術的，如果只要到老師辦公室里哭鬧、只要湊夠4年就能畢業(yè)，這個學位就不值錢了。”陶梅霞說，如果博士生的畢業(yè)論文外審時的得分在該學院排在后10%，學生甚至可能需要延遲一年才能答辯。

類似的事情不少導師都經歷過。有的導師怕學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讓學生畢業(yè)拿學位；有的導師實在無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動手幫學生改論文，甚至重寫。

而經歷了“跳樓”事件后，陶梅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時更加謹慎。

導師和學生是一個共同體

雖然認為學生和導師之間有明爭暗斗，但王桓也表示，多數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還是比較和諧的，很多導師和研究生感情深厚。

王桓自己讀碩士期間的導師就給了他很大自主權，讓他探索自己感興趣的方向，這讓他覺得“讀研很開心”。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關注高等教育領域多年。他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生與導師之間更像中國傳統的師徒關系——老師只帶一兩個學生，師生之間關系緊密。

而自90年代以來，導師帶學生做項目、給學生酬勞的現象越發(fā)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師要求學生做項目、給錢又很少，就容易引發(fā)師生矛盾。這種現象在理工科更為常見，人文學科因為項目較少，師生之間的經濟利益關聯相對較少，關系也較為單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導師說，如今研究生和導師之間之所以矛盾多、摩擦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生不斷擴招，一個導師有時一屆就要招十幾名學生，“現在研究生培養(yǎng)就像工廠流水線制造產品，師生之間沒有充分的交流與溝通，能不產生矛盾嗎？”

“師生其實是一個共同體。”陶梅霞說，導師和學生需要相互扶持，才能彼此受益。

而作為學生，季珊對導師的期待很簡單：“只希望導師能盡快回復郵件，不要總是再發(fā)短信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