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尊敬你 我的博導“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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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為師，終身為父”。30年前，用這話來形容高等學府中導師與門下研究生或是博士生之間的關系，會讓人感到一種溫暖。但今時今日，很多高校里的博士生聽到這句話，或許會嗤之以鼻。現在，都管導師叫老板！

“老板雇傭制”，已經讓我國的博士生教育質量堪憂，師生關系走向異化。

統計顯示，我國在讀博士生人數已經由1999年的5.4萬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萬人。中國由此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但另一方面，50%的用人單位卻認為國內博士生培養質量10年來整體上沒有進步，甚至還有下降趨勢。

大學里，博士點申報像攤大餅似地蔓延，但博士生導師卻從學術領路人變成了學生們“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的博導不認識自己帶教的博士生；很多博導認為自己指導的博士數不宜超過6人，但“超負荷”的博導卻高達46%，最多的一名博導同時帶教47名學生……不久前，由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領銜完成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只是揭開了高校博士生培養問題的冰山一角。

“學生有問題，導師可以監督；但若導師有問題，又怎么保證他受到制約呢？！”眼下，很多博士生發出呼聲，希望主宰他們命運的“老板”們，也能受到制衡和監管。

博士宛如“沉默的羔羊”，即便被迫轉行、被當成廉價勞動力，絕大多數也不敢和執掌他們前途的博導們叫板。

就讀于北京一所理工名校計算機系的金曉旭，自稱為“五年級的研究生”。從2006年本科畢業時被保送碩博連讀，他就開始了“泡”實驗室的生活。早上9時進實驗室，晚上10時出門，這樣的“朝九晚十”至少持續了三年，但很多科研投入后來被證明完全是在做“無用功”。

金曉旭所在的“虛擬現實實驗室”，是一條規模龐大的流水線：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加起來超過100人，導師就有10多個。

碩博連讀第一年，金曉旭在和自己的導師交流后，被分到一個與網絡相關的研究小組。誰知按部就班的讀博生活，突然遭來了“晴天霹靂”。

“有一天，一位師兄沖到實驗室宣布，網絡方向的研究小組成員馬上要解散，大家可能都得轉方向。”金曉旭回憶，之所以要轉方向，是因為導師在網絡專業方向上的科研課題“斷流”了：沒有新的課題項目，就意味著沒有科研經費，所有的工作不可能再繼續下去。

金曉旭和他的同門師兄弟們不得不各自“轉行”。金曉旭從網絡方向，轉到了圖像處理小組。“轉行”跨度之大，連他自己都咋舌。到了新的小組，他要花時間重新鉆研新的專業領域，前兩年的積淀前功盡棄，等重新“找到感覺”，碩博連讀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五分之三……

金曉旭自嘲為“不幸的少數”，卻也無法責怪自己的博導：“導師兩手一攤說他也沒撤，我能找誰去理論？”

在這一級博士班上，即便是順利讀博的那大多數，也未感到自己有何幸運。金曉旭的“好哥們兒”秦陽陽，和他是同一級的碩博連讀生。拜名教授為師，乖乖“打工”做課題，每個月的補貼比同學們還要高出不少，但秦陽陽的幸福感卻一點不比別人高。

“讀博，簡直就是把自己給賤賣了。”秦陽陽說，在理工科院校，學生一邊給“老板”打工，一邊學東西、做科研，這是常態。但如果算一筆經濟賬，心里總不是滋味：相同的打工量，相同的精神壓力，與公司白領別無二致的生活節奏，但收入卻只是白領的對折。

按照周光禮的看法，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與要求學生完成課題任務之間，其實有一種很微妙的關系：參加課題和幫導師打工之間的邊界不明。如果這一關系處理不當，往往容易產生矛盾和沖突。調查中，很多博士生都反映，有些導師把他們當做了廉價的高級勞動力。

“一個人可能是杰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位糟糕的導師。”馬克斯·韋伯的這句名言，在如今的高校，被無數次地驗證。

在聽說了很多“過來人”的諫言后，眼下的一些新科博士生不得不面臨艱難的抉擇：是選一個有名的“老板”，還是選一個“無名”的導師。當前輩師兄師姐真實領教了圈內“大拿導師”的真實面目時，后輩們對名導的美好憧憬也開始支離破碎。

沈原晶，在內地一所211大學念完本科與碩士后，如今在上海的一所文科名校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本科就讀于大學中文系基地班，沈原晶渴望保研后，跟隨在學術圈炙手可熱的C教授讀碩。大三起，沈原晶便和博士生、研究生一起，旁聽C教授的課程。

“C教授非常忙，他忙于參加各種會議、受邀做報告，還要去國外訪學。他的一些低年級研究生甚至由他的博士生代為指導。”作為名教授的“見習弟子”，沈原晶很難找到機會向導師請教問題。在此期間，她為C教授做過資料收集，當過講課助教，甚至像個秘書一樣幫導師提包，定期去郵箱取信件……

研究生報到日，沈原晶被通知，C教授的碩士生因滿員無法“超載”，她將被調劑到另一位導師那里。被“調劑”的導師40歲不到，但凡學業上有困難需要請教，新導師都會放下手頭工作，指點迷津。倘若學生主動提出要幫老師做些事情，新導師一概謝絕。

另一方面，沈原晶不時從同學那里獲知C教授門徒的消息：作為掛名博導，C教授對學生很照顧，學生發論文普遍不是問題；博士生或者碩士生找工作有困難，“老板”推薦一下，都有不錯的出路。

“學術的象牙塔，是不是也有些江湖氣了呢？”沈原晶異常困惑，不事張揚的新導師，和在公開場合每每強調學術風骨與治學責任的C教授，究竟誰更值得尊敬呢？碩士畢業前，她趕赴上海考博，跟隨一名“有時間管學生”的博導做學問。

不負責的導師，直接拷問著高校現行“導師負責制”的合理性。通過一場變革，建立監督和淘汰機制，對不負責的“老板”進行處罰，或是問題核心所在。

“考博不比考研，不僅要跟對老板，還要能搞定老板。”陳子樂的導師，是北京一所著名學府的法學院院長。考博時，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好“老板”，陳子樂請熟人吃飯、千方百計托關系聯系導師；在讀期間，為了博“老板”歡心，陳子樂更是鞍前馬后，心甘情愿地“打雜”。“老板有活兒找你干，那是看得起你！若是導師把你晾在一邊，不來指導你，也不給你事情做，那才叫一個慘呢！”陳子樂感慨，對“老板”俯首帖耳，實在是因為“老板”手中的權力太大。

“越來越凸顯的博士培養質量爭議背后，是因為我國現行的‘博導制’既不同于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模式！”在《中國博士質量調查報告》中，周光禮教授分析道，我們的問題在于，一方面導師在博士生招生、培養中權力很大，另一方面他不承擔責任，這使得產權不明晰、權責不統一。

起源于德國的導師制，即師傅帶徒弟的模式，堪稱是一種絕對的精英教育，在學生規模很小的情況下，導師制“幾乎可以看成養金娃娃”。而發源于美國的老板制，其實是首席科學家負責制，開啟了另一種帶教模式：在一個團隊里，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以及輔助研究人員，負責教授用從國家拿到的經費來支付團隊成員的開支。

“目前我國的博士培養制度，是單位制度下的導師負責制。博士生培養的質量，取決于導師自身。”但周光禮教授指出，我國博士生教育之所以遭遇深層次困境，一個主要原因是高校內缺乏淘汰機制和監督機制。

象牙塔里的學術氣息，漸漸被商業氣、功利氣、浮躁氣蓋過，這讓很多博士生不得不呼吁，“學校層面應該有人管管老板！”而周光禮則建議，我國高校應該針對導師的指導量建立數據庫，進行抽查評估。高校應該建立投訴平臺和投訴處理服務中心，對于沒有盡到職責的導師，理應對其進行懲罰。

讀博，并被“雇傭”著

【孤獨】

“我感覺中國的博士是沒人帶，全是自己來搞。我們平時跟導師的接觸機會不多，他現在是院長，很忙，沒有對我們具體進行指導。”——受訪博士生

“我們總是崇拜名人當了什么院士，下面就有很多人學，所以導師就忙了。加上導師往往帶碩士又帶博士，所以沒有時間跟學生見面。有的學生進來就從沒見過導師的面，不僅學生見不到老師，就連答辯的時候他都沒來，論文他也沒看，完全放棄了導師的責任。”——受訪博導

數字說話：導師指導人數過多，13%的博士反映與導師的交流不到1次/月，3-4次/月占44%，5次/月以上的為21%，13%的學生反映從來沒有與導師交流。師生每月集體活動的次數超過2次的不到40%

【廉價】

“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我跟工作有啥區別啊？讀博你還在做很多橫向的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受訪博士生“不能夠把學生當勞動力使。工科有時候把學生當勞動力使，這種做法不可能有高質量。”——受訪博導

數字說話：參與導師課題和幫導師打工之間存在潛在沖突。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教師的橫向課題100%由學生擔任。但博士生的物質性消費(主要是吃飯)占總消費60%以上，發展性消費(購買書籍等)不足消費總量的20%。

【機會少】

“據說這個錢(指出國交流)都是老師出的。如果導師同意你去，來回的錢全是他出，那么他的積極性并不特別高……說句不好聽的，你發了國際會議的文章，導師就要給你出版面費，那你怎么還好意思和老師說還要出去？”——受訪博士

“學校撥下來給一個博士生才1400塊錢，再加上管理費一年就是1200，三年3600。他還要做論文、答辯、交版面費，你說怎么可能讓他去參加會呢？這個培養費太少了，你哪還有錢給他去開會？光答辯費至少要給200塊錢，制十幾份論文要花錢，答辯也要花錢，一年1200塊錢，你說能干什么？我實在是不想招生了，當博導沒意思啊，這個制度不合理。”——受訪博導

數字說話：“國際化”是當前博士培養中的薄弱環節。35.8%的導師沒有為學生提供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41.2%的導師為學生提供了一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11.5%的導師為學生提供了兩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