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導師：我在給學生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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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導如是說

當大家都來說博士江湖如何風起云涌時，身在其中的博導的話，或許能給人不同的視角

1964年6月出生的張濤，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為北航材料學院材料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他漫長的求學之路后，這樣的位置讓很多人羨慕。

一些好朋友會來打趣，恭喜你，成為老板了。

老板，這個商業詞匯在博導圈子里，則早已有了不一樣的蘊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習慣，有類似的感覺的，還有郭世佑，這個典型學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學中國近代歷史與當代發展研究所教兼所長，浙江省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委員歷史學科專家組召集人之一，現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律史專業博士生導師。

博導關系學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一書列舉了中國博士培養過程中一系列問題，例如博士生成為博導的廉價勞動力，把博導當老板。你當博士和博導，有類似經歷嗎？

張濤：我是1988年公派留學，在日本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93年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后，在這家研究所擔任助手。日本是部門制，由部門培養博士生。部門組成一般是一個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幾名助手，這樣一個單元。帶我的博導非常敬業，每天早7點就來研究所，晚10點才下班。博導常跟我說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學的知識，還要多涉足其他領域的知識，這樣創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強。日本的博導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為為博士生做榜樣。我也是受到這種影響。2003年我回國后擔任博導。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導不同，我是讀的在職博士，拿到博士學位，后來成為博導。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博導與博士生的關系如何？與你當博士那會兒相比呢？

張濤：現在博士生和博導的關系可能不如我們那會兒密切，我帶博士生時，有時首先給他們上情感課，教他們什么是愛，什么是溝通。因為我覺得情感對人影響很大，情商影響不亞于智商，這是一個博士最基本素質的準備。現在學生情感經常出現問題，畢竟在社會轉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帶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個，剛入學我對每個人都公平對待，就是奔著學者的目標去培養，但是過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將來做學問的，有的就是來混文憑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個學生要求不一樣，學生里有占20%要做學問就不錯了，對做學問的學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養。對于想僅僅想拿個文憑的，我就盡量幫助他畢業。

郭世佑：我讀博時主要靠自學，博導對我輔導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響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師范大學，身為副校長的林增平教授特別關心學生，那時電話很少，打電話很困難，林教授家里有電話，有時我們學生打電話，敲門就進去，林教授從來不阻攔。學生去林教授家，他總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時的論文他都幫我認真修改。博導與學生關系現在不如以前，現在有的學生用你的時候找你，不用你的時候，有時博導生病了他連句問候都沒有。有一次，我有個學生寫論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資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歷史教授去申請，但是這位博士生平時連封信都寫不好，而日本這位老教授的漢文基礎非常好。所以為了避免鬧出不必要的麻煩，我得親自幫學生寫申請信。最后我還被其他學生埋怨，覺得我不該管閑事。我感覺現在一些學生情商在下降。

誰在決定博士生輕重？

中國新聞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導權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卻幾乎都能畢業。而美國博士生最終無法畢業的比例可能超過30%，真是如此嗎？

張濤：博導權力是很大，但是從學校等各方面來看，都不希望學生不畢業，所以博導有權力也不敢輕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畢業，除非你實在是不好好學習。科學的輝煌時代很多領域沒標準，后來有了標準，發展的高峰期也就過去了。所以我個人認為，給學生畢業定個標準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遞交論文的高峰期就到了，這個時候不少博導最頭疼，因為絕大多數論文實在沒優點，一些博導還得拼命去找優點。雖然不少博士生論文和題目都不好，但是他也畢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讓他畢業也不好。北大歷史系很嚴格，每次都按照 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覺得其實這也不合適，假如都符合標準了，都該畢業，不符合標準的，就都不該畢業。但是地球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誰都不好。我還是比較嚴格的，對于水平不高的論文，我給的最終評語都不會很好，還是實事求是指出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擴招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擴招，把一批質量不高的中學生帶進來了。碩士的擴招，又帶來的很多質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擴招，造成博士生中進入了很多質量不高的碩士。我們每年培養博士碩士越來越多，但是確實犧牲了一定的質量。

張濤：學生招多了會有問題，但是你不培養這么多也會有問題。前幾年中國每年拿到博士學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沒有培養出科學巨匠嗎？傾全國力量都培養那么幾個博士，也會有問題，例如很多學生就會跑到國外去，享受外國的教育資源去了。

中國新聞周刊：還有別的原因嗎？

郭世佑：主要還是制度問題，例如整體的學術氛圍和評價體系。一個好老師只能帶出有限的好學生，但是一個好制度能帶出更多的好學生。

我們國家的學術界越來越功利了，很多博導都在跑課題找經費，但是我認為，課題并不代表一個人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能力。你跑的課題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樣，衡量一個老師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這種專業，你沒有一分錢課題經費，它也照樣可以做研究。課題指南限制很多，有時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圍。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課題里面搞出來的。把申請經費當做重要指標的做法并不合適，一部分有實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請項目。你不去找評委，你不去拉關系，你就拉不到課題。不靠人際關系大多拿不到項目。中國政法大學還算比較好的，有些沒有課題但是學術水平高的老師，還可繼續擔任博導，但是其他學校就不好說了。這種評價體系，對不負責任的導師沒有約束性，對負責任的導師反倒有約束性，因為負責任的導師不一定靠課題靠經費，他主要是輔導指導學生。興趣點都不一樣。但我知道有的博導因為項目不夠，就被剝奪了帶學生的權力。

目前導師每年都要填表，例如發表多少論文專著啊等等，學校從數量上給老師們壓力，老師對學生管理怎么樣，負責不負責，這些評價體系卻體現不出來，老師們只能憑良心辦事。學術本身，尤其是文史專業的學術水準不是靠填表填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閑出來的，心態要平靜。我們的評價體系怎樣保證那些敬業的老師安心鉆研學問，不要輕易打擾他們，更不要通過填表的方式羞辱他們呢？

填表的主要內容除了有發表了多少論文，申請了多少項目，多少經費，而且還要自己吹你的社會影響。我提出我不填這種表，影響是別人說的，不是自己吹出來的。甚至有的影響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體現出來。

另一個是學風問題，樹立良好的學風就要尊重學者尊重學術，領導要帶頭尊重。我們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衙門，分行政級別。學生進校開歡迎會，坐在主席臺上的第一排是校領導，第二排院長，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級。學術在學校沒有地位。

評價體系中，有些學校要求博士生必須在國家級A類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其實有時博導都沒在這種雜志上發表過論文，這也是不合理的規定。

張濤：學校評價體系是有問題，錢越多，評價越好。設想現在能不能你10年沒錢，沒研究經費，只要在學術界有影響，還能坐在博導的位置上？數學家陳景潤可以不要任何經費就做研究，現在我們的高校還允許不允許這么干？估計陳景潤今天連職稱都沒有了。

包身工？微創新！

中國新聞周刊：國外的博士生，有些會因為一本博士畢業論文而揚名世界，反觀中國，卻看不到類似的故事，有專家說中國的博士生創新力太差？

張濤：是很不夠。現在很多人目的性太強。出生在60年代的人為什么最近很多人在科學界逐漸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很多就是小學時趕上文革，接觸面多，因為無法好好上課。等到中學時，遇到改革開放，能得到很系統的學習，然后上大學。這使得我們沒有過早地被應試教育束縛，反而創新能力強。

真正的博士，應該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己去尋找，整個學科甚至人類歷史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并且想辦法解決。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博士。但是現在中國，往往是老師寫個題目，然后你去完成這個題目。

中國新聞周刊：很多人說，博士生成了博導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聽說過博士生為博導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我是在為博士生打工。我的課題比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課題，經費最多十幾萬。我總共帶十幾名博士生。有時學生就業有壓力，我就把國家課題分一些給學生做，請他們參與。不是讓學生為我打工，而是幫助學生，他們填表的時候，填上他參與了重大國家課題，對他未來找工作很有幫助。我不主張合寫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寫了著作，稿費分給他一多半，還一再表揚他做的工作很多。還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須在國家級A類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我還得幫助博士生修改論文并在這種權威媒體上發表，有時修改論文比自己寫論文要累得多，牽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說我是在給我的博士生打工。

張濤： 我也聽說過有帶幾十個上百個博士生的現象，因為這類博導掌握的項目大，屬于做“工程”，做一個體系。項目多，經費多，就可以多帶學生。

中國新聞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價勞動力，收入很低。而且據說有的教授帶的學生多了，連論文都來不及看。

張濤：這種現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師還是盡量多發錢，讓學生生活得更好，博導發給學生錢也要根據平均環境。你要是發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師就會壓力很大，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經費。當然我覺得讓學生安心下來，研究和學習成果會更多。

中國新聞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錢嗎？有幾千元嗎？

張濤：一個月拿不到幾千元，幾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學生，也可以申請不要，一個人平均每月大約有1500元錢吧，外加年終獎，我還努力讓自費生與公費生收入基本一致。 文 / 馬多思 陳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