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知名教授稱曾為北京戶口假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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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落戶北京

現在主要控制對象還是進京大學生及其他留京名額，包括人才引進、工作調動等都在逐步減少

公安部副部長黃明關于“普通人落戶北上廣并非無望、要足夠耐心”的說法，在全國范圍內引起極大關注。

近日在國新辦關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新聞發布會上，這位副總警監“建議不要說沒有落戶的希望了”。

他說，“我認為希望是有的，但是這個希望不會像其他大城市，尤其不會像中小城市那么大。如果要盡快實現自己的城市夢，中小城市比較現實。如果要選擇特大城市，既要積極創造條件，還要保持良好的心態和足夠的耐心”。

黃明解釋說，之所以說落戶北上廣仍有希望，“特大城市要嚴格控制人口規模，也要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按照公開、公平、有序的原則，通過積分制的辦法、階梯式的通道來進行落戶，來合理調控落戶規模和節奏”。
“
的確，現在北京戶口難求。”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長袁振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從他們掌握的數據看，北京市目前每年增加50萬到60萬人口，其中真正實現落戶的只有10萬左右，包括新生兒落戶、工作調進、人才就業以及投靠等，“北京常住人口1300多萬，登記流動人口800萬左右，其中連續在北京工作5年以上的近200萬，這表明流動人口有趨于定居的趨勢。這種情況下，北京面臨著嚴峻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壓力，戶口確實在逐漸收緊。”

而隨著社會的進步，一些改革仍在不斷推進。比如高級人才、血緣關系等落戶政策于近年來都取得突破。

在資源壓力與改革期盼之間，北京的人口政策到底何去何從？

“留京指標”趨緊

“一方面，北上廣等特大城市一直在收緊落戶這個通道，當然，這有其道理，城市里人口一直在增加，城市容量畢竟有限；另一方面，因為這些地方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大家才不斷往北上廣集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段成榮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外地戶籍進京落戶的通道勢必將越來越窄。

根據各種公開文件以及落戶案例，本刊記者梳理后發現目前約有以下幾種方式可以落戶北京。

第一種情況是應屆大學畢業生，需要“削尖了腦袋”爭取“留京指標”。

所謂“留京指標”是指由教委下發到高校的一定比例的京外生源數字，一般由學校按綜合測評排名情況擇優留京。當然，這還是在北京就業落戶的前提條件，并非充分條件。如果想在京落戶，還需要由用人單位向北京市人事局申請的招聘京外生源統招應屆畢業生的進京指標。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畢業生才能最終在京落戶。

隨著1999年開始“擴招”，大學畢業生逐漸開始供大于求。就在這一年，北京市教委出臺高校畢業生就業分配的新政策---取消畢業生就業行業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畢業生就業的地區限制，對在京院校外地生源的畢業生實行“指標控制、擇優留京”。

除了工資福利待遇之外，這個指標就成為畢業生考慮一家企業待遇情況的重要因素，“學生們在找工作的時候，首先考慮招聘的單位是不是有指標，其次才會考慮工資等等。當然，企業在招聘學生的時候，也首先用指標來吸引他們想要的學生。”段成榮告訴本刊，一些沒有指標的中小型企業，吸引力顯然就差了很多。

2003年夏天，北京一家高校“要價1萬元賣留京指標”被媒體曝光，關于留京指標的非法買賣事件逐漸露出水面，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譴責。

2005年是應屆畢業生進京的高峰年，約為2萬人。此后北京陸續調整應屆生進京數量，到2008年已經減至1.5萬人。2014年進京指標與2013年基本持平，約1萬人。在2014年初北京兩會的政務咨詢會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負責人曾經表示，這個數字以后會進一步“趨緊”。

為進一步控制大學生留京的數量，北京市在2013年提出更加嚴格的規定：應屆畢業生本科生不超過24歲、碩士生不超過27歲、博士生不超過35歲才能留京。

與畢業生相比，另一種“高端群體”是“****”，以及高端海歸、博士后等特殊需求人才。

從2008年開始，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學科、實驗室以及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方面，計劃引進2000名左右人才。到2012年7月，“****”共引進各種高端人才2200余名。

“****”大部分落戶北京，還需要配套家屬的留京指標，如配偶、子女等。針對此類特殊人才北京市有專門的落戶政策。地方黨報說，組織部門在資質審核過程中操作非常嚴格。

“高端崗位”途徑

2013年5月，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發布《北京市人才引進公開招聘管理辦法》，明確用人單位只要有空缺崗位且屬急需人才即可申請引進、落戶北京，改變了以往需要在該單位工作一定年限后再走引進渠道的辦法，“先用后引”的模式變成“先引后用”模式。

招聘的重點領域圍繞在高新技術、現代制造、金融、文化創意、現代服務、現代農業等，范圍則限定在北京市重點發展的產業及研發機構、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區域重點企業內，這些單位申報的高端崗位均可通過公開招聘的形式引進高層次人才。

上述《辦法》規定，引進的人才須為高管或核心技術崗位---高管須為部門總監、副總經理以上職位；核心技術崗位須為技術專家、科技帶頭人、首席技師等職位；事業單位專業技術崗位需為七級(含)以上崗位。

不過，這一企業范圍內的人才落戶政策，也被一些人鉆空子，導致“倒賣戶口”的現象。2013年5月《北京晚報》報道，從2010年起，海淀區檢察院查辦25件利用辦理戶口實施詐騙的案件，總涉案金額達650萬元。當時仍然開放的“北京戶口”百度貼吧里，有大量關于北京戶口的交易信息。

“‘****’針對個別群體，畢竟數量十分有限。”段成榮說，這個通道的數字相對少，所以對北京市戶籍人口的影響并不重要。

“北京市外來人口規模控制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公安部)”課題第二負責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杰華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現在主要控制對象還是進京大學生及其他留京名額，包括人才的引進、工作調動等都在逐步減少。

陸杰華的一個舉例是，“前段時間一所著名高校要從國外引進一個很好的老師，但是在戶口方面，學校說人才可以先進，而戶口指標非常困難，并讓對方先把戶口遷回四川老家，然后再逐步解決戶口問題。”

投靠落戶

目前北京新增戶籍最多的情況，就是父母一方為北京戶籍的新生兒。父母只要攜帶戶口本、結婚證、計劃生育服務證、新生兒的出生證明等，就可以為新生兒申報北京戶口。

這個現在看來非常簡單的新生兒落戶規定，在十幾年前卻有著嚴格的限制：當時規定孩子出生只能隨母親落戶。導致很多北京男青年不敢考慮娶外地姑娘。

直到2001年5月，根據公安部的精神，北京市啟動隨父落戶政策，引起轟動。許多父親帶著自己的孩子到派出所落戶口。

“投靠隨父入戶方面，從2003年之后，政策實際上一直沒有收緊。”陸杰華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曾經向《北京晚報》講述，1977年自家孩子降生后，按照政策只能隨他的妻子落戶到吉林。

為了讓孩子能夠接受北京的教育，他先與妻子假離婚，經過法院的判決后，孩子隨他生活，這樣終于得到了北京戶口。之后，夫妻倆再復婚。“我們也知道這是鉆政策空子，可當時真的是沒辦法。如今的年輕人再不用經受這種痛苦了。”他說。

目前北京以投靠為基礎的夫妻、子女落戶的情況相對普遍。針對投靠落戶，北京市有嚴格而明確的條件限制。比如子女隨父入戶，要求包括：親生父親或母親為本市戶口；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子女和不滿18周歲的二胎子女(超生、非婚生除外)；已隨母親或父親在外省市登記常住戶口；符合北京市計劃生育政策。

夫妻投靠的條件則包括：申請人為外省市無業人員或農業戶口，年滿45周歲；結婚需滿10年；被投靠人是本市非農業戶口；在京有合法固定住所。

離休、退休人員投靠子女進京入非農業戶口的要求則包括：夫妻均達到離、退休年齡并同時提出申請(干部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工人男滿55周歲，女滿50周歲)；申請人已達到離休、退休年齡，并辦理離、退休手續；申請人在外省、市(縣)無子女。

“商人”的機會

為北京市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商人符合相應條件，同樣可以在北京落戶。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網站公布的《外省市來京投資開辦私營企業人員辦理本市常住戶口》中，明確規定：個人獨資企業的負責人、合伙企業的一名合伙事務執行人、公司制的私營企業以及其他組織形式私營企業的法定代表人等私營企業的負責人，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基礎上，就可以申請北京戶口。

具體條件則包括連續3年擔任該私營企業的負責人、合伙企業合伙事務的執行人或者其他組織形式私營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有本人所有權的住房；企業連續3年每年納稅80萬元人民幣以上或者近3年納稅達300萬元人民幣以上；企業職工中的本市人員連續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達到職工總數的90%以上等。這部分人可以為本人、配偶及一名未成年子女申請落戶城六區。

2013年2月，北京市投資促進局局長周衛民曾在北京市投資促進工作會議上表示，2012年北京市投資促進局首次獲得了為投資北京企業高管辦理北京常住戶口的資格，符合相關標準的企業董事長、常務副董事長、總經理、常務副總經理、總會計師、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等高管人員都可辦理北京市常住戶口，為14名企業高管及家屬共45人辦理了北京市戶口。

進入政府系統工作是落戶北京的另一個機會。比如考入中央或北京市公務員系統任職、進入央企的重要工作崗位，以及考入能夠解決北京戶口的大學生村官、大學生社工崗位等。當然，這部分群體的數字同樣相對較少，特別是很多北京市公務員崗位在招考的時候即規定了北京戶口的前提條件。

回歸戶籍登記功能

1993年頒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2010年)》中提出“到2010年市區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萬人以內”的計劃，但隨著改革開放后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人口快速集中，到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接近1100萬，遠遠超過此前的規劃數字。

在上世紀60年代，依據是否擁有按計劃供應的商品糧，國家開始將戶口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類型。到今日，雖然計劃供應的商品糧早已遠離人們的生活，但由此確立的二元制戶籍管理制度尚未發生根本變化。

日前公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中，在城鎮人口方面，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兩個指標，被人們解讀為戶籍制度的松動。但在同時，《規劃》仍然明確嚴格控制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現在我們的城市格局，實際上是之前不太合理的城鎮化策略導致的結果。以北上廣為代表的特大城市，在市場競爭中有很大的優勢，吸納了大多數的人財物資源，在城鎮化過程中對人口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袁振龍認為，過去城市之間資源的配置，有市場的力量也有行政的力量在發揮作用，由于大城市本身就具有的強大吸引力加上政策的引導，導致大城市在資源配置中具有各種優勢地位，對人口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目前北京有2000多萬人口，如此龐大的人口在這么小的區域里面工作生活，顯然會導致對資源環境的大量消耗，“這對一個城市的運行顯然是相當大的考驗。”袁振龍說。

“只有將城市功能進行科學合理的分工，這樣才有可能規避特大城市的產業過于集中、城市病越來越嚴重的風險。戶口在里面實際上只是很小的問題。”袁振龍建議，國家必須有一系列的頂層設計，給中小城市配套的扶持、優惠和傾斜的政策，才是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最核心的一點，“如果沒有產業支撐，發展中小城市就是一句空話。如果實現了這一點，以后人口就會逐漸吸納到中小城市，而未來的北上廣，則要考慮如何才能留住人才的問題，而不是對戶口進行限制的問題。”

“我們希望，將來的戶籍政策會逐步松動或者弱化。”陸杰華表示，控制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實際上只能控制戶籍人口，對流動人口目前難以控制。

“僅僅依靠行政的手段去強化戶籍功能，和我們一直在說的打破城鄉二元制戶籍體制，打破戶口的剛性理念，有比較大的差距。如果這樣完全依靠戶口去調節人口規模，我覺得是沒有把特大城市的發展放在國家的發展和工業化的大背景下去全盤思考問題。”陸杰華表示，其實，一些中小城市的戶口早已經放開，但是年輕人仍然不愿意前去落戶。“物以稀為貴，現在針對特大城市的戶籍限制，限制越厲害，含金量就越高。不是有人計算過么，一個北京戶口價值多少錢，一個上海戶口價值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