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為評重點學科被指弄虛作假大搞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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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我國高校重點學科審批一直以來都是許多高校在辦學過程中的指揮棒。盡可能多地擁有重點學科，獲得政策與資金的支持，是許多高校努力的方向。隨著時間的推移，重點學科審批飽受爭議，過度受到行政干預，高校發展急功近利等批評之聲不絕于耳。

《國務院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的發布，終于為多年來的討論畫上句號。取消審批之后，已經評上的重點學科怎么辦？是否還會出現新的審批方式？沒有了重點學科“指揮棒”，高校究竟該如何理性發展？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走偏：為評上重點學科，弄虛作假，公關評審專家、行政部門

“從1986年開始的重點學科評選和審批一直在引導和指揮著中國大學的發展方向，因為這不但涉及國家對大學學科的投入，而且也成為政府和社會評價一所大學好壞的重要指標，所以每一所高校都把擁有多少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和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作為最重要的辦學指標。一個大學重點學科擁有率的高低，對于學校來說就意味著政府對學校投入的多少和學校在政府和社會中地位的高低。”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介紹。

他認為：“應該歷史地看待高校的重點學科評估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從學科方向、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條件建設等方面對高校進行重點學科評估，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高校之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蒲兴�平的上升。”

但三輪國家重點學科評估后，也暴露出來了諸多問題。姜耀東舉例說：“比如用統一的指標評審各校的相關學科，導致學校失去個性而追求高大全，同時，這種重點學科的評選和審批，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重點學科向少數名校聚集，絕大部分普通高校很難有機會獲得。”

在重點學科審批“走偏”過程中，高校自身也脫不了干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指出，“大學為評上重點學科，不按學科建設規律辦事，而是急功近利，比較典型的就是花巨資引進所謂的領軍人才，或者從其他高校挖來某個團隊；另外，在評審中，不但公關評審專家、行政部門，還對學科建設進行包裝，弄虛作假，在評審中并不鮮見。人才假引進、院士四處兼職，人才計劃、成果申報中的跑、要現象都與此有關。”

用統一指標來衡量高校的發展容易帶來“同質化”問題，這是重點學科審批遭到詬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申報、審批的過程中，高校急功近利、弄虛作假，利益交換的行為卻也實實在在地加劇了重點學科審批“異化”的進程。

放權：高校將可發揮優勢，形成自己的特色學科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自重點學科審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處于觀望之中，也有一些學校不為所動，按照已經明確的發展思路有條不紊地運轉。

有高校負責人告訴記者，重點學科目前只是5年一評，其審批的取消對于一些重點高校來說影響不大。這位負責人強調，對于有著較為清晰發展規劃的大學來說，無論國家層面是否給予重點學科認定，都會明確自身的特色，將優勢學科做大做強，在學校層面給予優質學科以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因為未來高校之間的競爭，除了綜合實力的較量，還會有特色與個性的比拼。

因此，在向世界一流高校邁進的過程中，中國的大學首先要做的，是明確自身發展的特色、方向，練好內功。

“通過這次多項審批權的下放和取消，中央已經明確釋放了信號，未來，政府會把不屬于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全部交給大學，從而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讓教育回歸教育，學術回歸學術。這次國家重點學科審批的取消，只是教育去行政化的開始，接下來在條件成熟時，招生計劃審批權、考試組織權、學位授予權等也將逐步歸還大學，從而真正實現管辦評分離，大學真正做到自主辦學。可試問，有朝一日當自主權真正掌握在高校手中時，有多少高校已經為此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有專家指出。

為此，姜耀東分析，政府向高校放權，高校將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規律來發展學科，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但應當看到，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需要與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提高學校治理水平同步推進。除了行政化，我國高校的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也是一個明顯短板，還存在著諸如大學章程還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大學學術權力虛位和二級學院自主創新能力缺失等問題。辦學自主權的擴大對高校而言既是機遇，更是挑戰。

建議：變審批為審核，引入完善的獨立第三方評估

取消重點學科審批之所以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還折射出一個深刻的問題：學科建設是大學的靈魂，取消審批后，高校的發展依然需要一個有關學科評價的科學、公正的“游戲規則”。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李奇認為，“建議變審批為審核，以此重構高校和政府關系，因為審批意味著高校按照政府制定的學科標準進行學科建設；而審核是高校自主地制定學科標準，政府按照高校的標準檢查落實情況；審批意味著政府通過獎罰權來指揮高校如何辦學，審核意味著政府通過信息權來監督高校如何自主辦學。取消重點學科審批并不一定意味著取消給學術劃分等級的做法，而審核是把取消學術等級放在系統的層面進行改革設計，具有更強的系統性和可行性。”

有關是否交由第三方來取代政府做出評價，專家們的觀點還不盡相同，李奇就指出，“目前，交給第三方并不一定能夠保證客觀可信，因為第三方組織需要時間發展成長，也需要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的保障。”但也有專家認為，適當引入完善的獨立第三方評估機制是大勢所趨。

姜耀東就認為，“國外大學的學科建設質量的保證主要是靠學校內部保證機制和獨立于政府的外部監控體制。”他建議，通過建立國際認可的學術標準和質量評估機制，明確教授、學生、大學、政府和社會等方面在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方面的責任，充分發揮教授和大學自身在質量保障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由國際同行、校外專家和教育管理部門的官員，討論式地對高校教育教學質量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并將評估結果及時地、實事求是地向全社會公布。

　最近，教育部的一組數據表明，在中國，女研究生“逆襲”了：2010年，全國女碩士首次超過男生，在當年的碩士研究生中，女生占50.36%，比男生多了近萬人；而到了2012年，全國143萬余碩士研究生中，女生已比男生多4萬人。

這種“逆襲”反映出的是全球教育和科技的一種趨勢，盡管男女在多個方面有差異，但是在科研和對社會的貢獻上是沒有差異的，而且，隨著環境的變化，女性可能超過男性�，F在的問題不是巾幗不讓須眉，而是巾幗超過須眉的問題。

女性在科研和教育上的“逆襲”現象早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就出現于歐美發達國家。2005年美國《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針對美國女性碩士和科研人員增多并在某些方面超過男性的現象時就指出，科學家是培養出來的而非天生的。該文引用的數據指明了女性在科研、職業方面與男性的對比。

其一，女性在高端人才和科研上超越男性。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法律、醫學、獸醫學和牙科學領域獲得碩士學位的人中，女性不到10%，而藥學領域女性不到20%。但是，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獸醫學和藥學方面獲得碩士學位的人中，女性超過了男性，占2/3。

其二，女性與在高端人才和科研上與男性等量齊觀。例如，在法學方面，女性獲得碩士學位者占約50%。其三，女性在高端人才和科研上不如男性但正在趕超。例如，女性獲得醫學碩士的超過40%，牙醫碩士則超過1/3。甚至在商學院中獲得碩士學位的女性也從1970年的3.6%上升到2002年的41.1%。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學等社科領域，女性獲得博士學位的人也從1970年的13.3%上升到2002年的46.3%。曾有不少人對中美之間的科技以及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過比較，認為中國科技至少落后美國50年。廣義的科技進步包括狹義的科技水平、制度創新、組織革新和管理進步等。但如果只從狹義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科技人才的培養和儲備來看，中國已經在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美國在21世紀初女性科研人才才慢慢追趕上了男性，但時隔約10年，中國女研究生人數就超越了男性。

女研究生“逆襲”的另一個意義是，科技要才是否是培養的結果而非男女性天生差異的結果。這一問題向來在世界范圍都有爭論。但是，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與美國的情況差不多，是培養和女生自身努力的結果。

關于男女在大腦和智商方面的差異已經有很多研究結果予以解讀，現在，一些新的研究結果又強化了這種解釋。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人員查閱了1990年至2013年間發表的126篇研究論文，對大量腦成像圖片進行了研究，分析了人類大腦容量與結構的性別差異。結果顯示，男性的大腦容量總體上要比女性大8%到13%。男性在多項容量指標方面比女性擁有更高的絕對值。但是，研究也表明，女性的大腦也有優勢，其大腦的左額葉組織密度更高，右額葉、下額葉腦回和中額葉腦回的體積更大。更重要的是，另一些研究表明，女孩往往表現出比同齡男孩更好的理解能力、語言能力等。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一生當中，人腦會不斷對腦神經連接進行優化重組，“修剪”掉多余的連接，以保證有用的連接更加快速通暢。而女孩開始這一過程要早于男孩。

因此，從大腦結構和智商看，男女兩性半斤八兩，并無多大差異，但后天的行為更大程度地促成了女研究生的“逆襲”。比如，中國的女大學生和女研究生更為努力和勤奮，她們可以做到聽課記錄全部100%，日刷千題，一套講義可以重復研讀幾遍。

在認知上，這種重復并非“笨”和機械，而是大腦學習的重要機理。根據1萬小時定律，任何行業如果要做到頂尖和成為專家，至少要對本職工作練習和反復做1萬小時以上，就像每一位優秀的飛行員都要飛行1萬小時以上一樣。

由于現在的男生都沒有實踐從孔子早就認識到的類似于1萬小時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家一次就學通的，我如果花上百次的功夫，一定能學通）的定律，所以女性研究人員超越男性已不足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