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研究生投毒案：教育的中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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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因一果，還是多因一果

沉寂多時的“復旦投毒案”近日開庭審理，庭審后，有關林森浩作案動機的說法有好幾種，但沒有一種被公眾廣泛接受。警方的“瑣事說”被林森浩所否認，而林森浩自述的“愚人節整人說”則無法被公眾所接受。而林森浩的同學認為林與被害人黃洋之間沒有大的矛盾，沒有什么事情嚴重到要投毒取命。

這里是否存在著一個思維誤區，即以為事情的起因和結果之間，只能是一對一的關系。有時，單一的起因就可以導致一個結果;但更多的時候，恐怕要許多原因共同起作用，才能導致一個結果。有沒有這樣的可能，相關人員提到的各種因素，都對案件的發生起這樣和那樣的作用?綜合各種報道來看，人們在各種蛛絲馬跡中尋找投毒動機時，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當事人的道德感。

(二)道德感醒來晚了

這里用“道德感”而不用“道德”這個詞，是想強調，只有當道德植入人的內心，從一個外在于內心的社會標準轉化為一個人的自覺意識，道德才會對人的行為發揮警告、制約或鼓勵作用。

林森浩性格有內向且自卑的一面，因此他所經歷的某些人生挫折，包括追求“班花”而遭拒絕，不像性格開朗者那樣容易化解或忽略失敗感，相反，失敗、受挫的經歷容易在他內心積淀成為一種壓力，一種怨恨，一種負能量;負能量積累多了就需要釋放。當他和黃洋共居一室，黃洋就成為釋放負能量的對象。兩個不投緣的人，容易因為買水等瑣事而心存芥蒂;內心的對立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轉化為行為。黃洋對別的同學開玩笑說愚人節時他要整人，林森浩“心里想著那我也來整你一下吧。”說的人開玩笑，聽的人惡向膽邊生，可見林森浩被他的陰暗心理所控制了。從起意整人(黃洋)到實施投毒的整個過程中，林森浩的道德感至少是沉睡著的，沒有出來阻止林的行為。

林森浩在庭審最后陳述中說：“我在看守所幾個月，一直嘗試在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的行為導致我的同學黃洋死亡，給他的家庭帶來了巨大打擊，我也對不起父母近30年的養育之恩，愿意接受法院所判的任何處罰。”看來他已經準備接受某種結果。他的道德感被黃洋的死亡驚醒，但為時已晚。

了解林森浩的同學說他有多面人格。網上有一張漫畫，稱其為“白衣天使”和“投毒惡魔”。其實，紅塵中沒有純而又純的天使，現實中的人性從來都是善惡并存，很多人都具有多重或雙重人格，單一人格的人大概不多;區別是內心有沒有足夠的道德力量在提醒、制約你逾越底線，阻止你走上萬劫不復的不歸路。

(三)道德感從哪里來

林森浩是復旦大學醫學院研究生，學業十分優異。被毒死的黃洋，也是碩士研究生，也是公認的優秀學子。有人因此質疑復旦的教育。該校宣傳部副部長方明說：“我們也很痛心。我們不能說復旦的教育就是盡善盡美，中國的教育也并不是盡善盡美。”

雖然這是一個正確而說明不了什么問題的回應，但這個時候作為官方發言人，方明不這么說又能怎么說?不妨聽聽另一位復旦人怎么說。

復旦大學教授、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日前在談到教育問題時說：中國的教育問題，還是教育的中國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的教育問題”是發生在中國的，單純是教育方面的問題;但“教育的中國問題”，就不單純是教育的問題，而是在中國有關教育的各種問題。為葛教授的觀點提供了最新注腳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因招生問題被調查;據悉涉案金額達數億元。在高校高度行政化的體制下，權力不透明與校外環境沒有區別。與此類似的高校科研經費的分配，不完全取決于科研項目本身的需要和相關人員的科研能力，是看申請人的權力背景。這樣一個環境，課堂上的道德教育還會有多少作用?

同樣，一個社會想要有道德感，想要讓社會成員普遍具有道德感，社會管理者首先要講道德，管理制度和行為本身就應該遵循道德準則，否則，道德教育只能淪為道德說教，淪為偽道德。道德說教不可能貼近人心，貼近人性，因此無法內化為人的道德感。當人群中某一個人在某個時刻需要道德感起作用而道德感缺席時，悲劇就發生了。悲劇的多寡、程度，與道德感缺失的范圍大小等成正比。教師性侵女生、幼師虐童事件接連曝光，應該認真對待相關人群道德感缺失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