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收費制度改革帶來的的“鯰魚效應”

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對外發布消息，從2014年秋季學期開始，提高研究生生活補助，從過去每月200元至240元，增加至每月500元。這則消息，讓這些天糾結于“考不考研”的王哲(化名)，吃了顆定心丸。連續兩年報考北京某名校的王哲屢考屢敗，年初國務院作出研究生取消公費、實行收費的決定，一度讓她產生放棄繼續考研的想法。

并不能說從公費改成收費，研究生學習表現就一定能得到改善，科研創新能力就一定能得到提高。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改革只是研究生培養機制綜合改革的一環，要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還需要出臺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培養政策。

自今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機制的意見》以來，各地各高校陸續出臺落實意見或配套措施，研究生投入機制和收費政策逐漸走向明朗。這項醞釀多年的改革新政，將會產生怎樣的政策效應，能否推動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為什么要建立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

體現成本分擔原則，打破公費自費“雙軌制”

2月6日，國務院作出關于完善研究生投入機制改革的決定，主要包括3個方面內容：一是完善財政撥款制度，中央財政及地方財政都要建立研究生生均綜合定額撥款；二是完善研究生獎助政策體系，設立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將研究生普通獎學金調整為國家助學金；三是建立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取消公費、自費“雙軌制”，向所有納入國家招生計劃的新入學研究生收取學費。

“此時推出全面的研究生收費改革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元培學院副院長盧衛東教授對媒體表示，我國的研究生收費改革已經醞釀和試點了十幾年的時間，其間既有理論、政策的深入研究，又有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傳播。有關方面對這項政策的推出非常慎重，政策的制定也相對完善。

事實上，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國實行本科生收費改革不久，社會上就年年流傳著“讀研全部要自費”的消息。2002年8月，教育部就曾下發《關于研究生教育收費的研究與建議報告(征求意見稿)》，正式提出研究生收費機制改革。

“應該說，研究生教育收費是大勢所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別敦榮告訴記者：“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和培養規模不斷擴大，2013年招生計劃更是達到60.8萬人，是2001年招生總數的3.8倍，研究生擴招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實行研究生教育收費，能夠增加經費投入，有利于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育質量。”

根據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非財政撥款研究生收費問題研究”課題組對北京5所理工科高校的調查、測算結果，2004至2006年，碩士研究生生均年培養成本為3.54萬元，博士研究生為4.72萬元。2013年全國計劃招收研究生60.8萬人，假設按照這個成本粗略估算，且培養成本全部由財政承擔的話，財政投入將達到數百億元。

別敦榮表示：“研究生教育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帶有競爭性、選拔性的精英教育，應當由個人承擔部分成本。”盧衛東也曾表示，基于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生教育與本科教育一樣屬于準公共產品，研究生教育成本最高，資源最為有限，受益者更加集中，更應當進行成本分擔。“誰從研究生教育中受益，誰就應當負擔研究生教育的部分成本。”

近年來，現行的公費與自費并存的“雙軌制”收費模式一直飽受質疑。由于公費生的名額有限，而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高校如何確定自費生和公費生、其標準是否公平公正就成為考生最關心的問題，有時甚至會引發尖銳的沖突。

別敦榮指出，收費制度改革能夠有效地調整研究生教育收費“雙軌制”的現狀，在全面實行收費的同時，進一步完善通過助學金和獎學金激勵學生的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同時優化目前不盡合理的學科結構。

從2006年開始，我國開始研究生培養制度改革試點，試點最初從華中科大、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南交大3所高校開始，2007年擴至17所高校，2008年擴至56所高校。2009年，教育部下發通知，將改革試點范圍擴大至中央部屬培養研究生的高校，改革試點在部屬高校全面推開。

據了解，試點高校均已取消公費和自費的差別，統一實行收費，大部分試點高校都采取發放獎學金和助學金的方式資助優秀研究生，獎助學金一般可以沖抵全部或者部分學費。對于大部分學生而言，“相當于免除了學費”。

以北京師范大學為例，該校改革試點以后，學術型碩士研究生每生每年學費為0.8萬元。學校為學術型碩士生設立基本獎學金，覆蓋面為100%。

北師大文學院2011級文藝學碩士吳健告訴記者：“學術型非定向碩士生還可申請基本助學金，由各院系所分等級設立，按年度動態評定和管理。一年級平均每生每年助學金3800元。從二年級開始，根據成績每月發放420元、360元和300元不等的助學金。”

會不會將貧寒學子擋在研究生教育門外

獎助學金“救場”，確保學生不因貧困失學

收費制度改革，會不會提高研究生入學的經濟門檻，將貧寒學子擋在研究生教育門外？

這是令很多考研族，尤其是中西部考生感到擔憂的問題。本來，浙江財經學院會計專業大三學生婷婷(化名)準備考上海某財經院校的研究生，得知研究生全面實現收費的消息后，她打起了“退堂鼓”。

“現在本科生工作難找，原來打算考研，是想延遲畢業，作為尋找工作的緩沖期，現在要收費了，又得多花父母不少錢。”婷婷還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研究生3年，按照每年0.8萬元學費計算，共需要學費2.4萬元；上海物價水平較高，每個月生活費按1000元計算，3年下來共需3.6萬元。生活費加學費，合計6萬元。相反倘若工作的話，按照浙江省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50元的標準，3年下來能夠賺十多萬元。

“相當于讀個研究生，需要十幾萬元的成本，再加上研究生的工作也越來越難找了，這讓我不得不重新審視讀研的價值。”婷婷說。

婷婷的考慮代表了一部分考研族的想法，也體現出研究生收費政策的調節效應。北京師范大學大三學生胡曉比較贊成收費的政策，他說：“以前那部分因逃避工作而讀研或從眾讀研的學生，可能會放棄考研去找工作；這樣也會相對減輕考研和研究生就業的壓力。”

不過，婷婷也有存在誤解的地方。據了解，實行全面收費制度后，國家還建立了研究生資助制度，將獎學金調整為助學金，面向所有計劃內全日制研究生，每年資助標準博士生不低于一萬元，碩士生不低于6000元，這相當于沖抵了大部分學費。

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全面實行研究生收費以后，國家完善了研究生教育投入機制各項政策措施，尤其是建立多元的獎助政策體系，幫助研究生特別是家庭經濟困難研究生順利完成學業，研究生所獲資助總體上超過其應繳納的學費，確保研究生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

事實上，從目前試點的一些高校來看，研究生求學成本是“明升暗降”，很多學校采取獎助學金制度，資助優秀研究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其實自掏腰包讀研究生的學生，非常非常少。大部分研究生都能拿到相當于學費全免的獎學金。”北京師范大學一名研究生告訴記者。

據了解，試點高校普遍都實行了“導師資助制”以及“助學、助研、助管”制度，讓導師從課題經費中拿出一小部分資助學生，學校設立“三助”崗位，使研究生參加科研、教學和管理工作，同時得到部分生活補助。在同濟大學，80%以上的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可獲得“三助”崗位及其津貼。

然而，記者也查閱了有關文獻，當前研究生學費及生活經費的來源主體是“家庭支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鮑威副教授2010年針對試點高校展開的一項調研顯示，碩士研究生最主要的經費來源依然是“家庭支出”，占53.2%，其次是獎助免收入(包括獎學金、助學金、學費減免、“三助”崗位收入)，另有相當一部分收入必須依賴于助學貸款、校外勤工儉學收入，占到16.1%。

為此，也有學者擔憂，研究生收費制度，可能將一部分有天賦、希望繼續深造的優秀學子拒之門外。別敦榮告訴記者：“畢竟研究生收費不是一個小數目。事實上，此項政策推出后，已經有學生由于經濟問題，正在考慮放棄考研。”

不過，盧衛東也提出：“當前優秀人才相對短缺，各校對于優秀的研究生生源還在積極爭搶，加之高校研究生資助系統日益完善，如果一個西部孩子真的品學兼優、極具科研潛力，難道會有學校真的僅僅因為經濟原因就將其拒之門外？我想即使是清華、北大也不會做這樣的傻事。”

是否加劇普通高校與重點高校的分化

地方高校吸引力將減弱，應調整定位辦出特色

很多學者認為，研究生實行全面收費改革，有可能導致普通高校與重點高校、冷門專業與熱門專業之間的兩極分化。

別敦榮告訴記者：“早在前幾年，部屬高校推行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改革試點時，很多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承擔不了較高數額的學費，就會選擇依然招收公費生的非重點院校。但是全國一律取消公費生以后，非重點院校對優秀學生的吸引力會急劇下降。現在網絡上已經出現‘我們為什么還要報考一般大學’的爭論，這可能導致非重點院校招生困難。”

記者了解到，公費確實成為部分非重點院校招攬生源的重要途徑。2012年，上海理工大學對計劃外學生實行補貼，實現研究生全部公費，當年的報考人數上漲了30%。在專業調劑時，申請調劑到全公費專業的人數“爆滿”。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媒體表示，部屬高校、重點高校集納了較多的國家投入和優勢的辦學資源，在實行收費的同時，往往有能力建立獎助學金體系，優化研究生選拔、培養機制；相比之下，普通高校、地方高校用獎助學金覆蓋研究生教育的能力有限，提供的資助機會和力度都會受到影響。

對此，曾在廣西教育廳學位辦工作過的百色學院副院長常軍勝深有體會。他告訴記者，除去東部個別地方高校，絕大部分地方高校研究生的生均事業經費撥款金額都嚴重低于部屬高校，地方高校獲得社會資源的能力也較差。這樣的經費水平，恐難以保證地方高校建立完善的資助體系。

此外，地方高校也難以像部屬高校那樣，“建立以科研為導向的導師負責制和導師資助制”。常軍勝說，他曾經看過一份調查報告，中部地區某高校2008年碩士生導師人均只有0.34個課題，相當于每3位碩士生導師中只有一位有科研課題。這樣的情況，恐難以建立有效的導師資助制，讓學生有效參與到科研中來。

“因此，對于地方高校而言，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經費保障體系，另一方面要調整研究生教育的定位，要適度發展學術型研究生教育，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培養區域經濟發展所需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常軍勝說，“這樣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才能充滿生機活力，才能辦出特色與水平。”

還有學者認為，研究生收費制度改革，可能會對冷門專業造成一定的沖擊。別敦榮提出，在“雙軌制”階段，相關部門還可以通過增加冷門學科專業的公費生比例，提升冷門專業的吸引力，而當這些專業取消公費以后，考生有可能失去報考動力，導致冷門愈冷的情況。“對某些學科，包括基礎學科和高危艱苦行業相關的專業，應該有所扶持，起到調節和平衡研究生學科專業結構的作用。”
而在盧衛東看來，研究生學費與資助政策改革，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優化研究生學科結構的好機會。“以歷史專業為例，現在歷史學博士點太多，而信息時代所需的計算機科學博士點卻太少。這項改革有利于淘汰那些就業率低、市場不需要而導致招生困難的專業，建立適應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研究生教育學科結構規模調節機制。”

能不能推動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有助于增強學生積極性，但仍需配套措施跟進

研究生收費改革，被很多學者寄予厚望，認為其能夠成為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的突破口，增強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熊丙奇就曾指出：“獎學金機制完全可以產生‘鲇魚效應’，盤活研究生教育。”

熊丙奇認為，學校根據學生的求學情況，動態評定獎學金，能激勵學生努力求學，而不是在學校里混日子，這樣能形成學生強、學校更強的良性循環。

事實上，從學生的反饋來看，研究生收費的改革確實打破了以往“吃大鍋飯”的格局。北京師范大學2011級文藝學碩士吳健表示：“這是一件好事，提高了我們的積極性，有利于多出成果，改革的結果是‘能者多得’。”

陳銘泉(化名)是同濟大學2009級傳播學碩士研究生，入學時只獲得了二等獎學金3000元，個人還需要負擔其余7000元學費。入學后，他嚴格要求自己，不僅專業課上表現突出，還發表了一些學術成果。二年級時，陳銘泉以優異的成績和表現獲得了一等獎學金一萬元。“過去一考定終身的收費方式，確實存在部分學生混日子的現象，也打擊了那些刻苦學習學生的積極性。”陳銘泉深有感觸地說。

研究生收費制度改革，不僅激發了學生的積極性，還激發了導師培養學生的責任感。鮑威副教授2009年的調研顯示，在試點高校中，獎助力度對學生學科成績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獎助金體系對提升學生學業表現具有顯著成效；研究生獲得資助的力度對導師重視科研能力培養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反映了獎助體系中對導師課題經費出資責任的強化，有效地促進了導師對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視，激勵了導師的科研指導責任。

華東師范大學韓映雄副教授2010年對參加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院校和未參加院校進行了對照研究，調查發現，培養機制改革對學生課堂參與意識、課外學習時間有顯著影響，參加改革院校比未參加改革的院校研究生課堂參與意識強烈，學生課外學習時間也顯著增加，對學業成績更為重視。

不過，兩位學者的實證研究也顯示，研究生收費制度的改革，并沒有對學生科研和學術能力的提升產生顯著影響。韓映雄發現，參加改革院校與未參加改革院校在學生論文發表數量上沒有顯著差異。鮑威也發現，收費制度的改革，對學生創新能力的提升沒有顯著影響。

這一點，在作為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的別敦榮那里也得到了印證。他感覺，改革前后，研究生的學業表現和科研創新能力，并沒有實質性的提升。

北京大學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王蓉在2012年發布的《關于改革我國研究生教育投入體制機制的政策建議報告》中也明確提出，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的根本點是科教結合，將研究生的培養與科學研究相結合，與導師的科研課題相結合。在研究生教育質量較高的美國和英國，給予學術型研究生的政府撥款主要整合在其科研撥款體系中。

王蓉指出，目前推行的“全收費、全撥款、‘高而廣’資助”的模式，盡管能夠解決學校辦學經費不足的問題，但并未對當前我國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質量問題——科教結合不足的問題提出具體解決辦法。當前，研究生教育在篩選、發掘、培養人才方面都遇到很多挑戰，投入機制體制的改革，必須針對這些挑戰提出整體性的應對方案。

“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改革，跟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有一定的關系，但并不是直接的正相關的邏輯關系。”別敦榮指出，并不能說從公費改成收費，研究生學習表現就一定能得到改善，科研創新能力就一定能得到提高。研究生教育收費制度改革只是研究生培養機制綜合改革的一環，要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還需要出臺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培養政策。配套政策的缺失會影響改革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