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博士淘汰制該如何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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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缺少也最為關鍵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機制。專家建議，中期考核要加大難度，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機制。

直博轉碩在制度設計上不能想當然地考慮，必須結合社會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保障學生轉碩之后的權利、前途發展。

在中國躍升為第二博士培養大國之時，就有很多人在討論一個問題——如此多的博士，質量該如何保證？

作為第一博士大國美國的經驗告訴人們，雖然申請博士生資格的學生眾多，但入學后約40%的人最終拿不到博士學位。而在中國，無論是通過博士統一考試、各種免推政策入學的博士生，95%以上的人都能拿到博士學位。懸殊的比率背后，直接關乎博士教育質量高下。

不久前，教育部、財政部和發展改革委三大部委下發《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建議加強培養過程管理和學業考核，實行嚴格的中期考核和論文審核制度，暢通分流渠道，加大淘汰力度。

盡管意見的初衷、方向無誤，但在操作層面上卻并不太容易實現。

不順暢的直博轉碩

中國也有博士淘汰。早在2006年，南開大學28名博士生因攻讀學位時間超9年被淘汰，打破了我國博士生“零淘汰率”。之后，西南交通大學等高校也有同樣的舉動。這些淘汰多是以學習研究時間延期過長為理由，被淘汰者中以在職博士生居多。

放眼國內高校，完全能以學術水平不高之名勸退博士生的情況少之又少。而另一種淘汰方式更為常見，如果學生本科畢業后直接攻讀博士，在讀博期間又無法達到其培養要求，則可以以碩士身份畢業。學術界稱之為分流。

發現自己實在沒有做科研的天賦，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直博生陳意想走直博轉碩之路。可當年沖動直博的代價是，此時要求轉碩，只能拿到博士肄業證和碩士學位證。

更加讓他氣惱的是，同是直博轉碩，北大、清華、浙大等學校卻可以拿到碩士畢業證和學位證。“拿不到畢業證，派遣就可能成為問題，也意味著戶口可能需要回到原籍地。”陳意說。

事實上，陳意遇到的情況更多地存在于國內直博制度施行的早年，為了避免博士生大批轉碩，高校一般都嚴禁直博轉碩。然而，2012年頒布的《教育部關于推進試點學院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建立退出機制，開通分流通道，允許試點學院將符合條件的直博生分流轉為碩士生培養。很顯然，陳意所在的學校要么在試點之外，要么就是缺乏相應的培養理念和制度基礎。

從最初的“不允許”到政策上打通，實現直博轉碩的過程也并非容易。由于審批直博轉碩的程序較長，清華大學直博生小文一直挨到博士畢業，也沒有等來轉碩申請成功的通知，莫名地以博士身份畢業了。這讓他哭笑不得。

遭遇中國式尷尬

美國四個計算機系并列第一的高校——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沒有通過博士生資格考試的人有兩條路：轉為碩士，2至3年畢業，進入工業界；也有人主動退學，比如谷歌的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斯坦福大學退學創業的博士生。為什么在西方國家成熟的直博轉碩制度，來到中國卻有各種問題？

“問題的根本不只是涉及教育，其實教育也是被困在其中。”北京某“985工程”高校教師王軍說。當中涉及戶口和檔案兩個因素，這個問題也是中國獨有的，需要相關地方管理部門提供有力的支持。

而從教育管理的層面看，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胡世民表示，當前博轉碩的主要難度在于學生的學籍改變在政策上是允許的，但一般學校每年只受理兩次，得先報省市教委審批，再報教育部，時間拖得較長。正是由于“麻煩”，很多高校干脆不允許直博轉碩。
制度上的不順暢是影響直博轉碩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則來自社會文化心理。

陳意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國內高校、研究所很少有博士生淘汰，讀博失敗在社會認知層面意味著女朋友、家長、求職單位，甚至導師、同門都會用質疑的眼光看待自己。這也是作出直博轉碩決定時，他最難克服的心理障礙。

導師也會“受傷”。直博生占博士生招生名額，招一名學術理想不足的學生，等于浪費了另一名學生進取的機會。當然，比起讓學生苦熬博士，指標問題還只是一件小事。

如何利用直博轉碩建立淘汰制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利用直博轉碩，建立可行的博士生淘汰制度。

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舉例，國外某大學的做法是設置難度極高的中期考核，難到幾乎沒有學生能回答得上來，收卷后導師閉門討論諸位學生的學術前途，會給公認為沒有學術前途的學生打低分，這樣被淘汰的學生也會服氣，因為他本來的分數就不高。

“真正的博士生淘汰機制的核心原則，不是入學年限問題，不是中期考核的考試內容，而是要看這個博士生是否有可能為人類知識寶庫增加新內容，學術上能否真正創新。這是唯一的學術標準。”盧曉東說，“創新能力的考查很難用固定的指標、數據量化，雖然上述國外某大學的邏輯聽起來有些與常識不一樣，但是導師通過與學生的日常接觸所作出的判斷是最準確的。”

國內目前缺少也最為關鍵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機制。胡世民、盧曉東建議，中期考核要加大難度，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機制，如果每個學院規定中期考核的淘汰比例為20%，如招24名直博生，中期考核成績最后不過關的4人通過直博轉碩等方式分流，不僅有助于保證博士生的整體質量，導師在操作時也更容易開展。

記者了解到，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正在試行固定比例的博士生淘汰制，但在全國范圍的直博院校尚沒有大規模開展。

此外，在直博轉碩的過程中，導師也要轉變觀念。盧曉東表示，博士生研究階段培養費用加大，讓不合格的人參與真正的科研工作，對于導師和國家而言才是真正的浪費——費錢、費力、費時。

“如果后備生源充足，讓不合格的學生以碩士生的身份畢業反而可以用活指標。”他解釋，淘汰不合格博士以后，指標可以從本校碩士畢業生或者從其他高校碩士畢業生中進行補充，這盤棋就能活起來了。“這些在制度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王軍對此表示贊同，他表示，如果本學期淘汰3個學生，下一年度教育部給予相應的指標補充，相信導師會愿意考慮淘汰事宜。

淘汰制可行性有多大

然而，在一個“面子治學”的氛圍下，利用直博轉碩建立起的提高中期考核難度、按比例淘汰制度，可行性又有多大？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別敦榮指出，博士生淘汰制中師生雙方就轉碩或退學等選擇達成雙向選擇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在我國，只要學生不答應淘汰就實行不了。

他解釋，美國的博士生入學采用審核制，根據學生所提交的文字材料確定他是否有入學資格，入學后修課，然后再通過中期的資格考試選拔最終進入論文階段的人選；而中國的碩士、博士均采用考試的方式進行選拔（直博生也要參加校內選拔），如果中期再進行一次選拔，“相當于先用篩子、再用一次細篩子挑選，太過復雜”。“在中國的當下，‘拿到學位便是成功，分流就意味失敗’的心理盛行，過多的選拔易引發學生產生極端心理，比如學生以自殘的方式要求導師不淘汰自己，導師也只能無奈放過。”

事實上，在我國經過選拔而來的生源，教育部門、高校也難以說出“淘汰”二字，而改換成一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制度。盧曉東舉例，南開要求博士生畢業必須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北大經濟學院引入博士論文匿名評審都曾遭遇過較大的波瀾，“但這目前卻是中國特色研究生培養制度中必須要做的事情，因為中國的導師、博士論文答辯委員不好意思說出‘淘汰’和‘不合格’，只能以這樣的制度有限保證博士生培養質量”。

在別敦榮看來，直博轉碩在制度設計上不能想當然地考慮，必須結合社會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保障學生轉碩之后的權利、前途發展。現在直博轉碩對于一些學生來說，可能意味著一無所有；而對另一些學生來說，他們會認為是一條出路。只有當后者成為一種社會心理，直博轉碩才能順利地開展起來。”

為此，他建議，更應該注重進入直博通道時生源的甄別，而非等學生入學后，中期再去淘汰、分流。直博選拔對本校學生的學術功底、研究能力、學術興趣以及學生自身的不足和問題，要有明確具體的考核；外校生源則可以通過前期的高校夏令營、科研項目等形式，結合該生的科研經歷，檢驗學生的學術基礎和創新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