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留學讀研升溫 畢業生就業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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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程欣蕾整理完最后幾疊教科書，已經大汗淋漓。在港讀碩時，這些每本售價為兩、三百港幣的英文版傳播學類教科書，曾一度讓她遭遇“經濟危機”。而今，她卻把它們打包扔進了公寓9樓過道里的垃圾箱。“我要回家了！”在赴港讀研、工作整整三年后，程欣蕾向公司辭職，于8月5日登上了飛往家鄉杭州的班機。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博士生高杰的博士論文答辯即將在這個月底舉行。專攻機械自動化領域里比較超前的課題，通過答辯應該不成問題。只是，在香港讀博3年，高杰對于未來的規劃一直處于游離中。由于暫時找不到理想去處，他打算仍留在導師的實驗室繼續工作一年。

徐思哲，2008年底獲得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在該校做了一年研究助理，今年年初回到了內地。一心想做學問的他申請了北京、上海等地多所高校的教職，最近剛剛落實了工作：到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做博士后。這個結果讓徐思哲比較滿意，“一邊給學生上課一邊做研究，一年后就可以取得正式教職了。”

2010年考研報名，不久后就將啟動。眼下，有意去香港讀研或者讀博的學生，正忙于備戰英文考試，準備申請材料。比起港校在本科招生中爭搶內地高考狀元的那番興師動眾，最近幾年，內地學生赴港讀碩、讀博也在悄然無聲中升溫。但越來越多的內地生開始覺醒：港校文憑的含金量并不如預期，尤其體現在就業中，凸顯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公式——在香港，學歷越高，就業越難。

游走香江邊緣，很多高學歷的內地生面臨著難以言說的就業困境。

港校的研究生班——不少是“內地學生班”

2006年，28歲的高杰已經在大連一家外語培訓機構工作了3年，懷揣工程碩士文憑的他，對自己仍未實現的專業夢想心存不舍。“辭職，去讀博士！”因為高杰的太太喜歡香港，他們決定一起申請去香港讀書。

在香港高校，讀博實行申請制，即申請者需要向大學提交雅思或者托福成績、簡歷、大學成績單、研究計劃等材料。高杰告訴記者，在香港，一些大學教授在招收博士上有很大的權力，如果他覺得申請者的研究方向和他對路，在研究上有潛質，就會給申請者一個面試資格。

2007年6月，高杰來到香港中文大學，開始攻讀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專業的博士學位，而太太郭海穎則到香港嶺南學院讀商科碩士。進了學校后高杰才發現，同一個專業的博士生里，居然有80%來自內地，而且出身“顯貴”：多數來自清華大學、中科大、哈工大、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內地一流名校。

同樣是2007年6月，程欣蕾從上海一所“211”重點大學的新聞學專業畢業，于8月底登上去往香港的飛機。她的內心，充滿了對于即將入讀的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班的種種猜測、期待。當年9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傳播專業碩士班新生交流，程欣蕾吃了一驚：班上大部分同學都是內地名牌高校的畢業生，分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等等。“全班37個人，只有8個香港本地學生！整個就是一‘內地班’。”

“內地班”現象，在香港高校的碩士和博士生階段尤為突出。“這是因為香港學生不會特別追求高學歷，他們中不少人高中畢業就工作了。”程欣蕾到港校就讀后才了解到，香港的行情和內地不太一樣，香港人的務實和精明在就業上也一覽無遺：如果是升學，港人更熱衷于讀金融、管理或者法律；而人文社科類的基礎學科，甚至一些在內地很走俏的理工類專業，相對少人問津。

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期間，高杰則從身邊的同學那里了解到，港校只是很多人“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本科畢業后，第一選擇是申請美國、英國的大學。由于拿不到滿意的獎學金、申請不到最好的大學，但又不想托福、GRE白考，于是就把香港的大學當作‘備胎’。這里確實有好幾個美麗的、性價比較高的‘備胎’。”

大四那年，程欣蕾瘋狂考GRE、托福，無奈折戟GRE考場，申請美國名校無望。彼時，她發現港校的碩士一般只要求托福成績和一篇個人陳述，此外，港校一年10萬人民幣的學費，碩士一年學制，相比于美國大學兩年制的碩士、100萬元的費用，絕對是根誘人的救命稻草。

內地本科畢業生蜂擁香港讀研深造，也加劇著港校申請的激烈程度。在徐思哲的印象里，2005年他申請赴港讀書時，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文學專業一共只招2名博士，內地有60人左右申請；而到了2009年，該專業招收3名博士生，而報名的內地考生人數幾乎翻了一番，超過100人。

融貫中西的教育——應付課業讓人團團轉

盡管很多內地生當初選讀港校有些半情不愿，但真正求學于港校，其課業難度還是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碩士生課程不多，可是全英文授課，課后還要看大量的英文教材、查閱資料，學習到凌晨一兩點是家常便飯。”對于學文科的程欣蕾來說，到香港深造和留在內地學習的最大不同是，那里沒有老師會催著學生去看書，但學生卻不得不去看書。因為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真正上升到了理論和學術研究層面，內容相對晦澀難懂。如果不在上課前預習完幾十頁的知識，可能整節課都聽不懂教授在講什么。

在高杰看來，港校之所以能保持相對高的辦學水準，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學校堅持不擴招。他所在的工程學院，老師一般只帶一到兩名研究生，“絕不會出現一個茶壺配十幾個甚至二十幾個茶杯的狀況。”他太太在香港嶺南學院讀商科碩士。那一屆，整個香港一共就8個大學招商科碩士，每個學校只招一名學生，全港也就8個商科碩士學生。

“香港的教育雖然跟北美還有一定差距，但地處中西交流的匯合地帶，仍有著內地高校不可企及的國際視野。”高杰發現，在香港的大學，教授基本上都具有海外留學經歷，他們帶來的資源、項目都是國際上最新的。談到自己的導師時，高杰掩飾不住心里那點小得意。“他特別牛，身兼兩個學術雜志的主編，專業領域的國際知名專家跟他都很熟悉，前來給我們博士生上課的客座教授都是導師從國外請來的，在業內赫赫有名。”在跟隨“大牛”導師的三年里，高杰先后經由導師的推薦，去中國臺灣、美國等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而他的同門師兄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更多，美國就去過兩次，還有一次去了瑞士。

徐思哲在香港科大文史哲學院的研究方向是中國詩學和中國古典文學。外人看來，這樣的傳統學科根本沒必要去香港讀，內地資源本該更豐富。但徐思哲還是覺得，港校的教育更有活力，“國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一出，你在課堂上立刻就能聽到、學到；而在內地的課堂上聽到，不知道已經傳了幾手了。”

應付課業已經讓人忙得團團轉，但很多到香港讀書的內地生，還必須每天堅持擠出時間做同一件事情——學習粵語。這不僅是因為港校里不少老師只會用英語或粵語授課，更重要的是，這門語言與他們未來留在香港本地就業息息相關。

這個月底，高杰就要參加答辯了。他做的課題主要是輔助人行走的智能裝置，這是他導師課題中的一部分，他參與設計的智能驅動器正在美國申請專利。“這個題目，目前世界上研究的人還很少。”高杰信心十足地說，在香港，大學教授做的研究多屬交叉學科，且為專業領域的前沿課題。“不像內地有些博士生做的東西已淘汰了很多年。道理很簡單，你做的東西超前，研究就有價值，文章就容易發表，容易得到業內認可。”

港校文憑的尷尬——畢業時方覺“里外不是人”

只是，“象牙塔”的美好，抵消不了香港社會“務實”的殘酷。待到畢業季，很多內地生才漸漸明白手中那張學位文憑蘊藏的尷尬。

徐思哲2008年底在香港科大順利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本想在香港的大學找一份教職，后來發現簡直難如登天。“基本上不可能，特別是文科。”他告訴記者，讀到博士的人一般都想繼續自己的研究，但如果想留任港校，只能進入講師序列，而這個序列將來是不能晉升教授的，只有那些在歐美名校獲得學位的博士才有可能拿到正式教職。

高杰和他的同學今年的遭遇，同樣印證了這一點：他的3個博士同學，一個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廈門大學當副教授，“其實他不想回去，但是想在香港找一份研究工作的職位，太難了。”另外一名博士回到深圳開了一間公司，還有一位香港的博士同學，到香港本地一家科技企業工作。

“在香港拿的博士學位，競爭力比內地博士強一些，但不如北美名校。”高杰所在的學院，今年來面試教職的5個候選人中，3個是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2個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的。“我們怎么競爭得過他們！”

令人玩味的，還有港校本科生的畢業去向。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的統計，約60%的本科生畢業后會繼續攻讀碩、博，其中大部分人負笈海外，包括美國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斯坦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而在香港中文大學2009年度內地本科畢業生的去向表上，在港和赴海外進修的比例達到40%。由此觀之，內地生赴港攻讀本科，港校是跳板歐美名校的“利好”，可是對于赴港讀研的內地生而言，這就是“利空”——跳板歐美名校再度深造的空間小了，港城的工作適合“學究”型的人才著實不多。

在香港就業市場上，能夠找到如意飯碗的大學生，同樣只是少數。對內地生來說，粵語是一道攔路虎，工作簽證則是另外一道。據了解，按照香港本地的法規，如果公司聘用了內地學生，就要為學生辦理工作簽證，期間免不了出錢出力，很多公司覺得麻煩。即便一些內地生可以幸運地留港工作，應聘他們的企業大多具有內地業務，需要熟悉內地市場的員工。工作幾年后，這些內地員工還是會被公司派駐內地工作。

而內地生的另一重難言之隱在于，他們心儀的港校文憑，在很多內地企業眼里并不具備足夠高的含金量。“比不上美國頂尖學校的海歸，在很多企業眼里甚至也不如清華、北大等國內名校的畢業生。”和早些年的情形不同，內地就業市場崗位供不應求，競爭激烈，已經不再是就業“避風港”了——港校文憑在內地有點“里外不是人”的尷尬。

躋身“港漂族”——壓力難為外人道

意識到就業形勢的嚴峻，在赴港學習不到一年后，程欣蕾和同學們就開始忙于找實習、找工作。事實上，為鼓勵內地畢業生留港服務，香港特區政府2008年就宣布，所有內地生畢業后可以留港12個月，期間可工作或就學。不過，大部分學生仍希望在6月份畢業后就能直接工作。“畢竟，畢業后搬出了學校宿舍，遠離了學校相對便宜的食堂，一天找不到工作，就是一天的支出。”

2008年4月，看到香港某電視臺在網上公布招聘信息，程欣蕾試著投了份簡歷，竟獲得了實習機會。由于她應聘的崗位是一檔晨間節目，每天早上4點就得起床。幸運的是，兩個月后，程欣蕾順利轉正。而她的同學，大多因求職不成回到內地。

即便能成為內地生中少數的幸運兒，躋身為“港漂族”，他們的生活也并不華麗，生存壓力讓很多人喘不過氣。“辛苦找了份工作，當個底層的小助理，拿的工資交了房租后就所剩無幾。”據悉，香港本科生的平均工資在12000-15000港幣之間。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般普通的40平米住宅，且在大埔這樣的郊區，每月房租就要8000港幣，有時甚至上萬元。

因為經濟原因，程欣蕾說，她除了起早摸黑的工作，其余大部分時間只能在家睡覺，或坐在沙發上發呆。陪伴她最多的，就是遠處高速公路上偶爾駛過的汽車喇叭聲。“我為什么還在香港呆著？”工作一年后，程欣蕾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次數越來越多。

8月5日，程欣蕾在香港工作整整兩年后，搭上香港飛杭州的班機。她割舍的不止是陪伴她度過青蔥歲月的教科書，還有香港這座城市帶給她的一切。朋友、同學、親戚聽到她辭職的消息，都會瞪大眼睛為她抱憾，當然，更多的是不解。只有程欣蕾自己知道，“香港很繁華，但是總感覺這種繁華不屬于我。住不好，吃不起，玩不了，沒什么朋友和親人，死抱著一座城市，被莫須有的浮華所綁架著，有意思么？”

(應采訪人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