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導師專訪：做研究要有草根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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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簡介】

趙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保障。在國家級、省部級報刊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出版專著14部。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招標課題等省部級及以上課題共計16項。

春日的武漢，櫻花開的爛漫。

“恢復高考讓我圓了大學夢”

1977年，趙老師考取了湖北財經學院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專業，成為我國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大學生。回憶起當年的求學經歷，趙老師頗有感慨。

1968年，作為一名“老三屆”的初中畢業生，趙老師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插隊落戶于地處鄂豫交界的“花梨耙”村莊。第二年，她跟隨貧下中農在地處十堰市的“東風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建筑工地當民工，兩年后她僥幸地被一個三線軍工企業招工進廠。隨后，她當過近5年的機修車間的銑工，又以“以工代干”的形式被抽調到廠宣傳科工作。其間，她曾經兩次獲得了推薦讀工農兵大學生的機會，但是每次都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與大學無緣。1975年她供職的企業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從5000名工人中挑選出5人到武漢大學參加“工人理論班”，她有幸被選中。在武漢大學為期一年多的學習期間，她有機會系統地學習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門課程。幸運的是，授課的教師里有不少“名家”，例如講授哲學課程的陶德麟教授、講授經濟學課程的曾啟賢教授等，這些知名教授的教誨為她在“文革”結束后順利地考取大學提供了一定的知識積累。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一些在“文革”期間停辦或撤銷的院校重新考試招生，在“文革”中沉淀、壓抑了十年之久的青年重新獲得了公平競爭上大學的機會。當過中學校長的母親頗有見地和前瞻性眼光，似乎看到了時代變革可能會給孩子們帶來命運的轉折，在母親執著地要求下她們兄妹都參加了高考。1977年底，趙老師被湖北財經學院“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專業錄取，哥哥趙冰作為襄陽地區文科“狀元”考上了復旦大學經濟系，趙家出了兩個大學生的消息在家鄉的小鎮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1978年3月，趙老師走進了大學校門。當時班里39個同學，年齡最大的32歲，最小的才16歲。采訪中跟趙老師聊起了電影《高考1977》，趙老師說：“那部電影也是基于特定的歷史背景，經過‘文革’十年的沉淀，每個同學都有自己一段難以忘記的故事。”對于趙老師來說，記憶非常深刻的是開學后的第一堂課，中文老師給全班同學出了一個作文題目：當我接到錄取通知書時……趙老師至今還清晰地記得32年前幾位同學寫下的話。一位在當時已年過30的李同學寫道：在印刷廠當排字工的他，接到錄取通知書時因為高興跑到了街上，結果因為交通違規被警察逮到;另一位在當時年僅16歲的孫同學寫道：他收到突然送來的錄取通知書時，正坐在房頂接瓦片蓋房子，因為幸福來的太突然，喜極而泣，眼淚滴在了新砌的墻上。而趙老師自己在這篇命題作文中寫道：一次、兩次被推薦讀大學，一次、兩次的“政審”不合格，夢中的大學漸行漸遠，安步當車吧，我會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然而，這翩翩飛來的錄取通知書……談到這段經歷，趙老師感觸頗多。她說：“中國俗話說的好，物極必反，‘文革’把教育置之死地，歷史就必然給它來一個糾正。‘老三屆’的學生特別感謝鄧小平，是他在1977年8月8日關于恢復高考制度的講話，讓我們這一代人搭上了高考的‘末班車’，圓了10年的大學夢。”

“讀書本身是很快樂的。”趙老師回憶道。在那個年代，雖然部分教材還來不及改編，上面乃至還留著已被墨涂蓋的“四人幫”的話，但是，學習風氣是濃厚而自由的。趙老師充分利用自由支配的時間，廣泛閱讀了包括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書給了她很大的啟迪，為她以后從事教育事業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做社會保障研究要有草根情節”

1982年，趙老師畢業留校任教，在此后的時間里，她十幾年如一日，在其工作和研究的領域內勤奮耕耘。當問起趙老師幾十年來對于工作科研的堅持和執著探索有何秘訣時，她笑著說沒有什么秘訣，全憑著自己的熱愛和興趣。然而在這笑容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作為學者的一份責任感和使命感。

1985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傳統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專業面臨“生存”的危機。一批中青年教師在老教師的帶領下對專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設立了勞動人事管理的專業方向，1993年開始面向全國招收全日制勞動人事專業方向的普通本科生。在這個專業轉換過程中，趙老師以“勞動保險”以及其后的“社會保障”課程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非常幸運的是，她的教學與科研追隨并融入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立與完善的時代潮流。趙老師和同事們逐步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學科做大做強，她作為學科帶頭人的專業迄今已擁有“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一體化的人才培養體系。在學科建設和教學科研的路上，成功來自集體的智慧和力量，趙老師作為業務骨干灑下了辛勤的汗水。湖北省“八五”社科基金項目“湖北省社會保障制度與體系研究”是趙老師主持完成的第一項課題，課題做了深入扎實的實地調研，讓趙老師看到了書齋里看不到的真相，也讓她產生了把想法訴諸文字的沖動。作為國內最早研究社會保障的學者之一，趙老師從此就一直筆耕不輟，碩果累累，僅僅她主持完成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攻關課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招標課題、省級社會科學基金課題等省部級及以上的課題已有10多項。

趙老師堅信生命之樹常青在于植根大地，她常說：“來源實踐又能在最大程度上還原實踐的理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為了拓展研究的視野和深度，她經常帶領青年老師和學生進行實地調查。為了完成財政部與世界銀行國際合作課題《就業支出績效評估》(中國，2003年-2005年)中的9省調研項目，她親自擔任領隊，帶領近20名研究生歷時2年，對9個樣本省的27個樣本地(市)進行了實地調查，采集問卷9056份，對相關基礎數據進行了處理和分析，并建立了數據庫。對此，她的體會是，在中國，轉軌時期的社會復雜性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下沉”到社會的最基層。她還經常告訴學生，我們做社會保障研究的，面對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弱勢群體，所以一定要有“草根情節”，也就是說要經常穿上破褂子下去調研。

舍“小家”成全“大家”

作為成績卓著、碩果累累的女博導，生活中的趙老師虛懷若谷、平易近人。她常說：“女性不是弱者，自立自強的鑰匙就掌握在自己手上，盡管取得相同的成績女性要付出更多。”

1993年，趙老師師從我國商業經濟專家彭星閭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她完成了商業經濟專業的學分，但是也沒有放松對社會保障的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開題的時候，她向導師懇請撰寫“社會保障制度結構與運行分析“這一個非本專業的論文選題，選題過程幾經波折。彭教授問她：“能否寫出新意?”趙老師回答道：“應當能夠”。非常開通同時也對學生關愛有加的彭教授通過與有關方面地協調，以論文選題與所從事的專業教學靠近的理由特批趙老師選擇該題目。1996年5月，經過由原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包括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譚崇臺等在內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嚴格檢驗，趙老師順利通過答辯并拿到了博士學位。1995年，趙老師被學校破格晉升為教授，1997年被遴選為博士生導師，同年又被遴選為財政部系統首批跨世紀學術(學科)帶頭人培養對象。

事業的成功必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如何處理瑣碎的家務和繁重的教學科研工作的矛盾就比較棘手。采訪中趙老師坦言，她并沒有處理好兩者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時間上的沖突，趙老師大部分時間優先用在了教學和科研上。當問到“作為一個母親同時又是眾多學生的老師，您覺得哪個角色您做的更出色”時，趙老師真誠地說：“孩子是母親的至愛，但是我作為一個母親是非常愧疚的，從小到大我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不夠多。這么多年走過來，一是花錢買時間，請了將近20年的保姆來料理家務;二是跟孩子們的老師，尤其是小學、中學的老師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對孩子們成長的過程中的德育和學習進步也不敢掉以輕心。”多年來，趙老師就這樣一心撲在工作上，先后多次被評為“全省先進女職工標兵”、“全省女職工崗位立功標兵”等，成為教育工作者學習的典范。

采訪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趙老師謙遜低調的人生態度深深打動了我。面對榮譽，她總是輕描淡寫，把功勞歸于導師的教誨、同事的合作、團隊的力量和學校的栽培;面對工作，她總是兢兢業業，在關注民生的道路上執著求索;面對學生，她總是諄諄善誘，默默奉獻自己的青春;而面對家庭，她卻舍“小家”顧“大家”，以自己的責任感闡釋了一位學者應有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