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研究搞原創有那么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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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某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2006屆碩士研究生論文，與2005屆的高度相似，并且兩人為同一導師。

安徽某大學歷史系歷史文獻專業2007屆兩名碩士研究生論文涉嫌大面積抄襲，并且兩人畢業時還是同事關系。

這是最近媒體報道的兩則學術不端事件。盡管近幾年媒體對學術不端行為多有揭露，上述事件的戲劇性，還是讓許多人覺得離譜。

在上述明顯的抄襲之外，當下還存在很多不良的學術行為，整體而言可稱之為“低水平重復研究”。不太為社會公眾所知的是，2011年華東師大面向全國設立思勉原創獎，意在高舉原創大旗，澄清學術環境。

或許很多人會表示懷疑：天下文章一大抄，文科研究真有原創嗎?原創有那么難嗎?

“拿自己的錢，評人家的獎”

思勉原創獎主要獎勵文史哲方面的原創精品。每兩年評選一次，不超過5篇作品獲獎，獎金10萬元。思勉原創獎的獎金，主要來自華東師大，包括校友捐贈。

華東師大的優勢學科教育學并不包括在內。并且，2011年以來三屆共有13篇作品獲獎，來自華東師大的獲獎者只有楊國榮、茅海建兩人。因此，校內有不少人頗有微詞，認為這是在“拿自己的錢，評人家的獎”。

這個獎原本就是一個校內獎。2002年國家出臺繁榮哲學社會科學計劃，華東師大文科發展趕上了較好的機遇。為了鼓勵大家的積極性，學校便想到了設立獎項。華東師大校長助理許紅珍告訴記者：“當時叫‘創新獎’的太濫了，我們便想到了‘原創獎’”。

然而過程并不順利。

文科研究似乎很難說清楚什么是原創。和自然科學獎項所不同的是，缺少具體的量化指標。

文科研究的成果，也很難一目了然地說對社會產生了什么重大影響。并且在評審時，這種社會影響也很難說清是客觀評價，還是評委的主觀判斷。

為了改進評獎方式，校方將申報制改為專家推薦制。然而，很多人是自己寫好了推薦評語，然后讓專家簽個名。

爭議還有很多。就這樣一直拖了6年。

2008年，華東師大人文社科原創獎才有了正式下文。“實名推薦，問卷調查，公開評審”，評著評著，評獎制度也就設計出來了。

當年，包括本報在內的諸多媒體，對華東師大人文社科原創獎都給予了高度肯定。教育部社科司出了簡報，國務院領導也做了批示。

在有關方面支持下，2011年這個校內獎更名為面向全國的思勉原創獎。華東師大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原創獎，也成了最后一屆。

許紅珍告訴記者，為了保證原創獎的公平公正，從校內評獎時他們就定下了兩條原則：一是要有套評獎制度，換了任何人都能把這個事做成;二是校領導的成果，以及和她本人有關的，都不參與評獎。

把教育學等優勢學科排除在思勉原創獎之外，或許也體現了華東師大的某種決心。

“一看我也操縱不了，越想越高興”

呂思勉是“現代史學四大家”之一。與陳垣、陳寅恪、錢穆三位相比，呂思勉的學術貢獻并不小，但不研究歷史的人卻知之不多。

這或許與呂思勉潛心做學問有關。學者的名氣是件很奇怪的事，比如許多人知道陳寅恪是位敢于犯上的學者，卻并不清楚其歷史研究貢獻在哪里。

用呂思勉來為原創獎冠名，華東師大似乎是一心沖著“冷板凳”來的。

華東師大原黨委書記張濟順認為，設立原創獎主要是要糾正文科評獎的兩個偏差：一是重數量輕質量，缺乏科學性;二是存在暗箱操作，缺乏公正性。“只要你潛心研究，就可能得獎。”

在推選階段，思勉原創獎實行實名推薦制，之前還增加了同行評議的海選。在票選階段，思勉原創獎最后的評審是公開的，并且現場還有與觀眾的互動。因此有人評價這個獎是“諾貝爾+奧斯卡”模式。

這種防止文科評獎偏差的做法，其“威力”可能連設計者都沒有想到。

2011年，李澤厚的《美學四講》參評，其實是華東師大校領導“請”來的。在同行測評中，有85%認為這是“最杰出的成果”。來自文學、史學的一些專家也認為，《美學四講》的學術影響已在哲學之外，上世紀80年代形成的閱讀記憶，至今無法抹去。

但一位通訊評審專家認為，此書不是首次出版，而是舊作的剪貼與修訂。哲學組也有專家認為，盡管李澤厚在特定時代的影響無人能比，但20多年后來看，其學術觀點已落后于當今時代，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最后投票結果，《美學四講》名列第7。沒有進入前5名，李澤厚也就無緣首屆思勉原創獎。這讓華東師大校方覺得很難堪，沒辦法向李澤厚“交代”了。

“一看我也操縱不了，心里越想越高興。”許紅珍說。

“給錢”“評獎”就能支持原創嗎

華東師大設立原創獎后，才發現社會上、大學里對文科研究的認識有多片面：

一是認為“發展文科不需要錢”。華東師大社科處處長顧紅亮告訴記者，過去大家認為理科才需要花錢，學校一個文科項目的經費只有2000元。即使在當年，2000元能做什么?買幾本書?

二是認為“文科不可能有原創”。這就看你對原創的理解了。目前有共識的是，文科研究不可能平地起高樓，但是否利用了新材料、解決了新問題、創立了新學問，是判斷一項研究有無原創的基點。

從2002年起，國家加大了對人文社科研究的支持力度，僅從華東師大看，每年學校投入就達200萬元。與2000元相比，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社會上對文科研究的獎勵力度也在加大。與思勉原創獎同為省部級獎項的也有不少，比如孫冶方獎、吳玉章獎等。

給了錢、設了獎，能改變文科研究低水平重復的現狀嗎?從本文開頭所舉的事例看，這還遠遠不夠。

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童世駿認為，原創研究可以在不同層次進行：最低層次是不抄襲、不剽竊;第二層次，用另一種語言講同樣的事情(如翻譯)，也是在一定基礎上的原創;第三層次，問題是別人提出的，得出不一樣的觀點或結論;第四層次是提出新問題，并經過研究得出新成果;第五層次是方法創新，比如以跨學科的視角確立新的研究方法;第六層次是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并逐步得到同行認同。

在三屆思勉原創獎的頒獎環節，許多專家學者就文科研究如何堅持原創展開了討論。

文科學者對學術要有敬畏之心，更要慎言創新。北京大學教授閻步克認為，一個人能做多大學術貢獻，跟他在學術史上處于什么階段有很大關系。和梁啟超、顧頡剛、郭沫若所處的時代相比，當代歷史學者要創新太難了。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章百家回憶，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他剛進入學術領域不久，就發現許多當時被認為新成果的東西，30年代就有許多老先生提出來了。章百家認為，后來的研究并不比人家好多少，甚至不如人家。到今天，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越來越嚴重了。

對人文社科而言，經費并不是研究的充要條件。華東師大教授李國秋認為，很多研究需要的是時間的資助、學術自由與精神獨立的自由。李國秋建議取消對研究者年度計量考核，因為這忽視了學術創新的基本規律——長期積累與時間驗證。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特別強調文科研究要有寬容的氛圍。葛劍雄的老師譚其驤先生以畢生精力主持編制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當時有一幅關于吐蕃的圖，涉及西藏的歷史問題，許多人讓他不要畫那么大，但譚先生堅持要那么畫。最后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才形成今天大家看到的吐蕃地圖。

“原創可能是胡說八道、胡思亂想，但如果一開始就不允許這一點，那么真正的優秀思想怎么會出來呢?”葛劍雄問。（中國教育報記者儲召生）

思勉原創獎獲獎名單

第一屆(2011)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

項楚《王梵志詩校注》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

楊國榮《道論》

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提名獎)

第二屆(2013)

李澤厚《哲學綱要》

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

范伯群《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提名獎)

第三屆(2015)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張世英《哲學導論》

陳來《仁學本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