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學

“我沒想到有一天，我這樣的人能夠坐在這里，讓周圍的人都另眼相看，想起來也是件好玩的事情。”32歲的北京理工大學博士張大奎自嘲。要不是每說5分鐘的話就被豆大的汗珠浸濕衣衫并且大口喘著粗氣，人們可能忘了，這個與人談笑風生、幽默風趣的人，兩歲時就被診斷為小腦癱瘓。

堅持之后才發現沒有那么難

“不接受殘疾學生報考。”

2002年，當21歲的張大奎揣著自己的高考成績單填報志愿時，絕望地發現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更關注自己的被確診為“核黃疸后遺癥”的診斷書。這種俗稱為小腦癱瘓的疾病，幾乎斷了他的求學夢。因為小腦機能嚴重受損，運動平衡、肌肉協調等功能有較大障礙的張大奎，連學會走路都用了7年的時間。

張大奎的高考發揮并不算好。因為手臂力量不足，大奎的字體本來就大于普通學生，盡管帶了兩條干毛巾進考場，試卷上的字跡還是被汗水浸濕而變得模糊，一場考試下來，大奎知道自己的卷面并不清晰。

而那段艱難的等待，是父親“血骨熬湯為理想”的教誨讓大奎堅定起來。1980年代的農村，沒有完善的康復訓練機構，父親在兩棵大樹之間綁上類似于雙杠的竹竿讓大奎練習走路，是一家人能想到的最好辦法。到9歲終于學會用拐杖走路時，大奎已經不知道自己的膝蓋磕破了多少次，穿壞了多少雙軍用膠鞋。

當大奎收到黃河科技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時，他心中充滿了感激。這分堅持，也支撐著他從專升本到考研，直到現在的博士。“其實考試的時候每次都想放棄，但是堅持過后會發現，其實也沒那么難。”

“我只是在幸運點到來之前沒有選擇放棄。”因此，當同樣的境遇出現在考博前夕——沒有一個導師愿意接收他，大奎還是選擇相信，繼續一封一封的發送郵件，希望有轉機出現。

當最終錄取他的樊孝忠老師告訴他：“有3個學生都通過了我的考核，但考慮到你的身體情況，我擔心其他的老師會不要你，所以我就把另一個學生推薦給了其他老師，把你留在我身邊。”

學會讀書、與人交往更受益

朋友的關懷也讓大奎相信，比起專業知識，學會讀書、與人打交道使人受益更多。這和他的老同學程勇不無關系。程勇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和大奎成為朋友，幫大奎去廁所，送大奎回家，“初中、高中的時光，我每天都坐在他的自行車后面上下學”。

大奎雖然口齒并不清晰，語速也比一般人要慢些，他還是樂意結交朋友，不管是討論課程、實驗，還是聊人生理想，甚至會開導失戀的女性朋友，大奎用自己的方式贏得了不少信任。說得不利索就用筆寫，大奎經常在博客里寫到自己和朋友的故事，時而調侃，亦有祝福。

他發現現在的人們越來越浮躁，卻忘了最基本的人文素養。“人們總是急著做成績做大事，其實我覺得真正支撐我們走得更遠的恰恰是這些基礎的素養。”

大奎堅信一種農民的智慧，“你看，他們從不違背規律，春天播種，夏天耕作，秋天收獲，冬天休息。現在的人們太著急了，已經無所忌憚了。”看著自己滿屋的書籍、床上的閱讀材料，大奎笑著說，“多了解別人，多了解自己，這大概是我最大的動力。”

對于榮譽并“不領情”

2012年被評為10名“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標兵”后，張大奎受到的關注和贊譽更多了。可說起榮譽，總是讓他有些“害羞”。“其實我并沒有奉獻多少，反而一直在索取，感覺挺慚愧的。”大奎說自己一路走來，受到的幫助太多了，同學的一份午飯，室友上課前的等待，導師的接納，總讓他異常珍惜每一次機會。

大奎之所以對于榮譽“不領情”，是明白當他受到關注、贊賞的同時，中國大地上的100多萬腦癱兒童中的絕大多數，還處于不能自理的階段。他記得父親的同事有一個和他同歲的女兒，不幸的是她也腦癱。可女孩的父母因為忙于生計，就把女孩一直放在小推車里，沒有讓她鍛煉，更沒有讓她讀書。“那個女孩現在還是被人搬來搬去。”他惋惜地說。大奎知道，如果沒有遇到明智并堅定信念的父母，如果沒有遇到熱心的朋友，如果沒有遇到愿意接納他的學校，如果沒有遇到無條件欣賞他的老師，自己就沒機會來到這里了。

大奎認為自己被關注并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因為自己讀博只是個例。“等到有一天，像我這樣的殘疾人上大學不再是新聞了，殘疾人都能夠享有公平的教育資源了，社會就越來越開放了。比起當年我高考時沒有公立學校愿意接收，現在有很多學校愿意要甚至破格錄取，這就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他說，“我覺得最正常的狀態是大家不再把你當做是一個奇怪的人來看待。”